建国后的王稼祥 |
2009-03-11 17:2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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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善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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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看到《内部参考》上登载的《郝鲁晓夫谈过去的公社》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一文，于7月29日批文给与会代表，并在8月1日批给王稼祥，在批示上毛泽东同志写道：“稼祥同志：此件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郝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郝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王稼祥接到毛泽东批示后，作为一个政治家深感这一批示的深刻含意和政治份量。但是，王稼祥同志坚持党性原则，他组织、编撰了《论苏联农业公社》，该材料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苏联农业公社的文献，其中包括列宁、斯大林及苏共其他领导人的言论，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决议，苏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法令，指示和公社章程。第二部分是苏联农业公社的基本情况及有关评论，（按四个历史时期：十月革命后及外国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业化时期、全盘集体化时期）和若干问题。第三部分比较次要。材料印成后，印发给中央同志和有关部门。不言而喻，王稼祥同志就是用这种方式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以大无畏的革命胆识，在相当部分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保持冷静，敢于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勇敢提出自己反对意见，为我党及时纠正农村“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立了大功！正如乔木同志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
（三）
作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外交家，王稼祥对重大国际问题和党际间交往，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在党际交往中，以朴素的语言，概括为“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明确指出了党际交往既要遵循友好合作精神，又要体现国家利益，而维护国家利益才是党际交往的首要目标和根本出发点。我国对外工作，从1959年开始，一些“左”的东西在冒头，王稼祥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认为必须认真研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纠正。于是他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了一些诸如“要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62年2月主持编写的《关于我国人民团体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详细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总原则，对制止部分战争问题、保卫和平途径、和平共处问题、民族独立运动、裁军问题等提出了真知灼见。
1962年无疑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达69亿多人民币。大饥荒的61年，援助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62年以后更超过了偿还外债额。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王稼祥认为：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国内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面对国内外特殊形势，有必要调整对外政策，谋求某种缓和。为此他强调指出：不要过份强调部分战争的危险，冲淡防止部分战争的可能性；不要强调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不要过份突出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忽视部分和平运动的意义；在国际斗争中应有进有退，有功有守，有争有让，不能一斗到底；避免把美帝的锋芒集中到中国来；要设法打开中印关系僵局；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不乱开支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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