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34年初版的史沫特莱所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记述了1927年到1932年间江西苏区和红军的历史，内中有大量篇幅涉及东固苏区。本文就著作者的史料来源提出了若干看法。

    史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1928年12月，她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就被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所震惊，并决心献身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她结识了宋庆龄、鲁迅、茅盾等许多进步人士以及多方面的人士，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中国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苏区的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34年她在苏联养病期间写出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以后并多次在西方再版。该书又名《中国红色风暴》，描写了1927年至1932年间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斗争，书中许多地方涉及东固苏区，所占篇幅之大使人不能不感到东固苏区在整个江西苏区斗争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西方记者就中国苏区向外界所作的首次集中报道，比另一位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苏区后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出版时间早了3年。在此书出版之前，史沫特莱已经对江西苏区情况作过多次报道。
    史沫特莱并没有到过江西苏区，她是怎么了解到江西苏区情况的呢？
    很多书籍和文章都指出，红军的一个叫周建屏的军长，在上海养病期间曾住在史沫特莱的住所里，是他向史沫特莱提供了大量的江西苏区的情况。美国乔伊斯•米尔顿写的史沫特莱传纪《中国人民之友》亦持相同看法。该书写道：“史沫特莱自己并不能访问苏区，但是，她有很多机会可以和那些到过苏区的人交谈。有一段时间，共产党红军的一位将军周建屏北来上海看病时就住在史沫特莱的家里。史沫特莱的房子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因此，周将军很安全，不会遭到国民党的逮捕。根据周将军和其他人跟她的谈话，史沫特莱经过整理，写出了一些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日常生活的详细报道。”
    但是，据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的《解放军将领传》第三集所收的《周建屏》一文记载，1929年上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周建屏一直战斗在以方志敏为主要领导人的赣东北苏区、闽浙赣苏区，先后任该苏区的红十军、红十一军军长，1931年11月参加闽浙赣省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5月，又当选为闽赣省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1933年6月调入设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10月底提前结业，先后任中央苏区的红十九师和独立红二十四师师长，1934年2月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周建屏留在赣粤边境从事游击战争。直到1935年6月，才因病情严重辗转到达上海就医。而这时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在1934年间已经在莫斯科出版了。解放军出版社的《解放军将领传》应属权威著作，据此可以断定，1933年前周建屏决无可能赴上海养病，《中国红军在前进》书中的内容应该与周建屏的讲述无关。而且《周建屏》一文记载，周建屏病愈后是从上海直赴西安，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才到达延安。这也证明，周建屏病愈的时间也应该是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到达延安之后，这一时间更是远在《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出版之后。
    再从《中国红军在前进》的内容看，基本上没有涉及方志敏和闽浙赣苏区，如该书内容相当部分来自周建屏的讲述，则长期战斗在闽浙赣苏区的周建屏的讲述不可能不涉及该苏区，该书也不可能不记述深为史沫特莱敬仰的方志敏和他领导的闽浙赣苏区的斗争。
    中外诸多相关作者之所以误记周建屏与《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关系，可能与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1943年在美国出版）一书中的记载有关。在该书第三篇“帝国主义和革命（1931-1936）”的第十四节“第一千四百六十九号牌照汽车”中的最后一段，史沫特莱写道：“一个负过伤的红军司令员在我的住处住了一段年代。承蒙他的帮助，使我能够写作出另一部报道中国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活的史诗。他的名字叫周建屏，红十军建军初期的军长。该军的政治委员和组织领导者是方志敏将军。”“我久仰方志敏的大名。……而他于1933年1月在南昌慷概成仁、英勇就义的不幸消息给我的印象是最为深刻、永世不忘的。……”“周军长离开了我的住处，前往西北，重返工农红军部队里工作。数年后，因天花不幸去世，时年四十六岁。”这些关于周建屏的记述没有写出明确的时间，而又将方志敏就义的时间（1935年8月6日）误记成1933年1月。并且紧接着在第十五节“苏联小憩”中，一开头就写道：“1933年，我的身体健康又垮了。只得离开中国前往苏联疗养。在苏联住了11个月。一部分时间在高加索基什洛伏德斯克疗养院，其余的时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完成了拙著《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当然很容易使阅读者发生误解。
    笔者以为，《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的内容，是史沫特莱辛勤地从多方搜集江西苏区情况的结果，也不排除有专门人员向她提供了详实的材料。笔者还推测，向她提供材料的人当中，可能包括鲁迅先生。其实，史沫特莱自己说，她第一次较为具体地听到中国红军的情况，就是在1930年为庆祝鲁迅50寿辰举行的晚宴上。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第二篇“今昔中国（1928-1931年）”的第九节“鲁迅”中写道：“晚餐过后，讲话开始，我的朋友充当我的翻译。……那个《上海报》编辑作了红军的兴起和农民秋收起义后加入红军的报告。这，我虽然听说过，但他们的报告具体生动，为我首次听到。”据著名翻译家戈宝权辑译的《史沫特莱回忆鲁迅》一文注释记述，“这次预先祝寿的时间，是在1930年9月17日下午。”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史沫特莱还有两处同时谈到鲁迅、红军与她自己。一处是第四篇“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1936-1937）”第十六节“西安事变”，她写道：“1936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海我的朋友鲁迅的家里遇到一个刚从西北来的作家，他是工农红军的代表。参加过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有好几个星期，每天晚上我同他在一起，他讲长征，我作笔记，……”这个“他”，应该是冯雪峰。另一处是同一章第十七节“人物思想”中，她刚进入陕甘苏区，第一次见到红军战士。她写道：“见到长征红军在我是头一次，环顾身边这些青年人真使我欣喜若狂。一副副面孔给我很深的印象，他们机灵活泼脸色红润，如伟大的作家鲁迅断言过的。”此外，据茅盾先生回忆，1935年以茅盾和鲁迅的名义拍给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是委托史沫特莱拍发的。据此也可以断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也是史沫特莱和鲁迅的经常性的话题之一。鲁迅曾有过写一部反映红军和苏区的长篇小说的想法，并收集了材料，1932年还在家中与来上海治伤的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将领陈赓，作过长谈。但由于当时斗争的紧迫性和收集有关材料的困难，鲁迅始终未着手这一长篇的写作。以史沫特莱和鲁迅在共同为中国的将来奋斗中相互信任的深厚感情，以他们共同的爱憎分明的个性和思想基础，鲁迅很可能将自己收集的关于苏区和红军的材料交给史沫特莱使用。
    阅读《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和我们阅读有关江西苏区和红军的其他历史文献以及当事人后来的回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除了感受到史沫特莱对苏区和红军的向往、讴歌的激情外，我们还能感受到当年向史沫特莱介绍江西苏区和红军情况的人们对苏区事物的认知。正因为史沫特莱没有来过江西苏区，所以她对于苏区的地理、人物、事件、时间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一张白纸，她只能是忠实地转述那些介绍人的叙述。虽然时间地点等具体记述会有出入，但对于东固苏区在江西苏区处于某种中心的重要地位的转述，亦即总体印象性的转述，是不会发生错误的。笔者由此感到，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于东固苏区的认识，确实落后于当年的红军和苏区人民，是与历史的真实有相当距离的。我们确实应该加强东固苏区研究，还东固苏区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笔者撰写这篇短文的主要资料依据，是1985年9月新华出版社的4卷本的《史沫特莱文集》。该文集各卷所收内容如下：第一卷，《中国的战歌》，1943年在美国出版，介绍了1928年至1941年史沫特莱在中国的见闻；第二卷，《中国红军在前进》、《大地的女儿》，前者1944年首次在苏联出版，介绍了1927年至1932年江西苏区和红军的历史，后者1929年在美国和德国出版，是史沫特莱的自传体小说；第三卷，《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5年以日文译本初版，后以多种文字再版，记述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里面也有关于东固苏区的记述。第四卷，《中国在反击》、《中国人的命运》，前者1938年在美国出版，记述了史沫特莱1936年到1938年在华北地区的生活和经历，是一本日记体、书信体的书，后者1933年在美国出版，记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动荡的社会生活。据出版前言介绍，上述内容除《大地的女儿》和《伟大的道路》在国内出版过，其他的都是首次在国内出版发行。
    本文的资料依据还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的《纪念史沫特莱》、1984年版的美国的乔伊斯•米尔顿写的《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的美国的简•麦金农等选编的史沫特莱的短文集《革命时期的中国人》等。
    现将史沫特莱《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关于东固苏区的记述摘录于后，以方便大家阅读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