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纪念馆原馆长费侃如

　　中央会议首现正反报告

　　记者：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遵义也被称作“转折之城”，为什么能发生转折，遵义会议对今天来说有何现实意义？

　　费侃如：中国革命之所以在遵义发生转折，就在于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和军事领导人之一，博古在会上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主报告，把失利主要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等客观原因。随后周恩来做的副报告，则侧重检讨了军事指挥方面的主观因素。最后，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对“左”倾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评，史称“反报告”。

　　中央会议上出现一正一反两个报告，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三个报告一出，点燃了会场气氛。紧接着，毛泽东发言，直击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王稼祥随后的发言虽短却使会议进入高潮，他明确提出应让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最终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选为常委”等４项决定。

　　过去，王明坚持“左”倾路线，党内民主空气完全窒息，一直处在“一言堂”的状态，而遵义会议从筹划、召开到决议，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毛张王”同住是刻意安排

　　记者：在遵义会议会址，我们看到很多党和红军领导人住过的房间，就是没有毛泽东的，他当时住在哪里？

　　费侃如：遵义会议会址是黔军军阀柏辉章的旧宅，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川南边防军旅长易怀芝的官邸，也就是当时的红军总部，比较偏僻。根据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回忆，这样的安排是周恩来刻意布置的，好让他们三个关系较好的人住在一起，且远离博古、李德。

　　王明主政时，党内宗派主义横行，毛泽东也受到了排挤。然而，在长征路上，“留苏派”的王稼祥、张闻天和毛泽东越走越近。在遵义会议上，我党最终打破了宗派主义束缚。从此，中国共产党手握民主集中制这一法宝，从幼稚走向成熟，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邓小平亲临指认会址

　　记者：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举行的，会议的召开很保密，后来是怎样确认会址的？

　　费侃如：的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又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都十分隐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根据群众的说法，遵义方面曾把市内一处天主教堂认定为会址，并挂出“遵义会议纪念堂”的牌子。

　　１９５４年，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记得会议是在遵义最气派的一栋楼房里召开的，房主是一个姓柏的黔军师长。遵义方面立即将柏公馆及周围环境测绘拍照，报送中央审定，但也不能最终确认会址。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邓小平在杨尚昆等陪同下到贵州视察，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邓小平仔细察看了楼下每间屋子，当走到二楼东过道小客厅时，他双目炯炯，环视厅内的陈设，肯定地说：“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并指里侧角落说：“我就坐在那里。”从纪念馆出来，邓小平一行又走进遵义天主教堂，指认那里曾是红军总政治部驻地。

　　毛主席独为遵义会议题写址名

　　记者：听说遵义会议会址门匾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能否讲讲其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