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映民由武汉到延安，改名换姓叫王营

　　１９３７年末或１９３８年初，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她的“禹子哥”而来。

　　陈映民见到她的“禹子哥”时，一种幸运、高兴、振奋、激动的心情，的确难以用语言形容。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在她参加红军的那一年，哥哥就坐镇莫斯科发号施令，指导中国革命了。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经由新疆回到延安，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在又坐镇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在武汉长江局，这一家几口短暂团聚了两个来月，便又匆匆离别开来。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委员会委员兼长江局民运部妇委会主任）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她却以“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因而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１９３８年４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祭黄陵之后经由西安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革命圣地再一次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高潮。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紧紧捆绑在一起，原西路军回来的人，都得经过一番或几番政治审查。陈映民一进入中央党校，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参加声讨叛徒张国焘。当时，心惊胆战的陈映民，也许是急于想跟张国焘划清界限，以免遭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左”、右倾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１９４９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历任西南局土产公司人事科副科长，中草药材站人事科科长，重庆市江北区文化馆、剧团和剧场等三个单位的党支部书记。１９８３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１９３９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陈映民改名叫王营，被说成是追随王明路线的“铁证”。她一家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副行长的谢扶今，１９７１年被整死。不仅如此，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的失败，也没有放过早已划清界限并改了名字的王营。

　　“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陈映民因曾经被俘而成为“叛徒”、“逃兵”、“张国焘的走狗”。

　　“文革”结束后，她一家得以平反昭雪，儿女们都在重庆工作。更值得庆幸的是，１９３２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孩子吕美成，４５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母子团圆，骨肉相亲，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