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座浮桥架设在于都河上，两岸被无数的灯笼和火把照得通明，浮桥上每只船的两头都悬挂着一盏马灯，远远看去，倒映在闪光的河水里，像是一座闪光的金桥。浮桥两头的河堤上，给红军送行的客家老表们人山人海，鸡蛋、花生、瓜子、茶水、辣椒干，什么都有。

    时任红军司令部交通大队政委的康克清每当回忆起长征的起点，都会心潮澎湃。

    1928年9月，16岁的康克清约了家乡的七名女伴参加了万安游击队，跟随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在那里认识了朱德军长。康克清对朱德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好一个伙夫头”。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只见一个体格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他脚上穿着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也是走了长路的样子。他在路边坐下，笑嘻嘻地和周围的人打招呼，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反动派的军队，慢说一个军长，就是一个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许多护兵保镖。我们红军的军长却像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官架子也没有，对士兵和和气气，真没见过。”这显然是她对朱德的第一印象，她那时可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这位军长的妻子。一年之后，在曾志的介绍下，她同朱德在刚刚解放的汀州城里举行了婚礼。

    作为妻子，康克清希望能给予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然而，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经常离开丈夫，投身于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在瑞金时期，康克清曾多次变换工作，从总部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关局到妇女义勇团，从红军大学到总部直属队，每一次调动工作，她总是愉快地接受，在她的心中，革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

    康克清是红军中不多的几个指挥过正规战争的女性，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周恩来派康克清去赣江边的良境视察布防，结果在当地游击队长游联煜等人的一再要求下，康克清决心指挥一场战斗，她集中了正规红军一个排，赤卫队和少先队，合计200余人，兵分三路，击退了过江抢截老百姓的武索靖卫团邵延令和武索守望队高占祥部100多名匪兵，将他们抢截老百姓的东西都夺了回来。海伦.斯诺用生动的语言形容了这股敌人被康克清击败时的郁闷——“朱德的老婆来了，她是非常凶猛的。”康克清对此却谦虚地说：“我不晓得我究竟射死了敌人没有，但我的枪法一向是相当准确的。”

    康克清所在的第一野战纵队，一万多人要挑担一千多副，洗涤品机器设备还得四个甚至八个人抬，走几步还要换一次肩，换一次肩队伍就得停下，结果经常是一个时辰只能走一、两公里。为了掩护这些人，主力红军牺牲无数。看到为了抬印刷机就要牺牲很多战士，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会计兼《红色中华》的发行科长钱希钧也非常着急，虽然她总是用这些机器印钞票、印报纸，和这些机器感情最深厚，可这个时候她宁可砸了它们然后扔掉。

    在第二野战纵队中，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其中当巡视员，在过湘江前，她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和王稼祥得以地向她介绍了自己的作品——人躺在担架上，民夫抬着长长的竹子抬杆，担架上面是油布做成的弧形的盖子，这种担架不怕日晒雨淋，活像一条小船。

    在过湘江的日子里，刘英要照顾红军野战医院，又要照顾休养连，还要负责搬运器材，结果因为器材太多，刘英成了主要管搬运器材任务的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看着那成堆的发电机、电台、成捆的电线，文件，档案。刘英非常发愁，她忧虑地说：“吃不好，还在雨地里淋着，又没有好觉睡，人怎么受得了？”（以上细节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女英自述》378页）

    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卫生团干部连政治战士的危秀英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伤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工作。冒着敌人嗖嗖的子弹，韦秀英猫着腰，口干舌燥地给大家讲大道理。民工们抬一天东西，代价是一元大洋，可是眼看命都不保，给多少钱都不想干了。可是看得矮小秀气的危秀英还能面无惧色地完成任务，很多人咬咬牙，默默坚持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