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明史研究专家、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一部史学专著。正常来说，这样一部著作应该与毛泽东不会有太大关系。但事实上，这部书中小到个别人物命运走向的资料探寻，大到全书总体基调，都受到了毛泽东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朱元璋传》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一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的约请，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的历史通俗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吴晗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到昆明的来回路费支出，弄得他几乎倾家荡产。他的家乡沦陷于日军铁蹄下，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无以为生；此时国统区内的物价又天天上涨。在实在没有法子支持下去时，友人来约稿，对方给的稿酬不低，有1万元。吴晗后来说：“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这笔钱先拿到手3000元，吴晗立即寄了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1000元，便作了妻子的医疗费。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此书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可以说，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小书。
这本小册子后来先后出了两个本子。一为《由僧钵到皇权》，二为《明太祖》。之所以分出两册，经济因素占得甚大。多出一次，稿酬可以多得一些，这是当时无可回避的现实。《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诛杀臣属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时，文字狱尤为严重。吴晗运用史料，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吴晗还揭露了朱元璋组织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的情况。书中写道：在各种场合――“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与当时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比照。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时期。当时资料匮乏，连一些基本的书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也找不到。幸好吴晗素来有积存卡片的习惯，有一些重要的资料零星地记在上面；更主要的，吴晗对明史相当熟悉，这就使他有可能在短时间完成这部不失阅读兴味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吴晗毕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久后就对此书表示不满。他决定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况下，将此书重写一次。1946年，清华大学迁返北平，第二年，吴晗便开始了对《由僧钵到皇权》的全面改造。由于资料丰富，这次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与前书有所区别，这个改造本使用了《朱元璋传》这个书名。
二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发生联系，正是因为这本《朱元璋传》。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前往解放区，《朱元璋传》原稿也被他随身携带。同年11月，吴晗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切会见。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向来爱好博览群书，于是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这次约谈当然是围绕这本书来的。给吴晗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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