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原中办特会室财务郑长秋为取主席稿费，被软禁两个小时

　　从1952年到1986年离休，郑长秋一直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专职负责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别财务。吴连登告诉记者，“郑老对毛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究竟有多少最了解。”
　　吴连登来到了郑长秋同志家。郑老听说毛主席的稿费被炒至上亿元，非常惊讶。“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
　　郑长秋还记得，1976年10月初，汪东兴到毛家湾检查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情况，顺便到“毛著”编委会去看望同志们。“他当时还嘱咐，要把毛主席的稿费124万元人民币用在出版毛主席著作上，并交待要把编委会人员的生活搞好。后来我们还是没有动用毛主席的稿费。”
　　郑长秋证实：“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汪东兴同志每半年要向毛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容来取的。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偶尔来京看望毛主席，他们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比如毛主席的堂弟毛泽连来京看病，偶尔主席工资不够，就从他的稿费中支取。还有就是不定期地给主席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仅是作为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郑长秋还记得：“1972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000元送给她时，她特别感动。她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什么，我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录音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4000元，我就将剩下的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又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吴连登也知道郑长秋谈到的这一事实：“那4 个8000元，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效芝后，生活非常困难。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那些年，李讷的工资仅有几十元，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从来没向父亲伸过手要钱的李讷，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就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个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块钱给她。”
　　当时，这笔钱还是由吴连登负责转送的。“我没有将这8000元一次性给李讷，担心她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我以李讷的名义存进银行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又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郑长秋说，江青为了取走那8000元，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72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经汪东兴同志批准，主席处（其实是江青）来取8000元特用金，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人民币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一下子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我就决定和张玉凤一道去银行取。”
　　在西单北边的一家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穿军装的张玉凤，感觉到情况有些异常，但还是从容地应付着：“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啊，你们稍坐，我去去就来。”他立即向银行领导做了汇报：“郑同志平时都是一个人来，这次却带了位女同事。”领导下令先稳住两人。工作人员出来表示歉意：“我们银行现在没有这么多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耐心等候一下。”说着，他把郑长秋和张玉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地招待起来。
　　紧接着，银行领导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在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银行被客客气气地“软禁”了两个小时。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采访中，吴连登多次向记者强调，“毛泽东的一贯的思想是‘稿费是党的钱，是老百姓的钱’。主席一生非常清廉，从自己抓起，给工作人员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他老人家一再声明：我参加革命就是解放老百姓，建立新中国，使全国人民过上好日子。钱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