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当时，东兴同志对毛主席的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
“当时，毛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当年资助过中国革命的党外民主人士。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千元，分上、下半年两次。给王季范的那一份，几乎都是王海蓉来取。远在湖南的毛家亲属然而来京看望毛主席，也是从毛主席的稿费中开支食、住、行和看病等费用。如毛泽连等。还有，不定期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有限，紧紧是作为解决临时困难之需。再就是主席家里因工资不够的部分，也会从稿费中解决，以贴补家用。但是，毛泽东对稿费的使用是很严格的，要由吴连登向他老人家写出报告，经他老人家亲自批示同意后，才能从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毛泽东的稿费中提出少量费用。
“1974年，经毛主席批示，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千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当时，贺子珍在301医院住院，我把8千元送给她时，好感动。他说：‘这钱就放在你那里，我需要开支的时候再取’。后来，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301医院，总不见她要买点什么，就给她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和录音带。贺子珍在住院期间花了不足4千元。我就将剩下的3千余元送给她。她再三推辞，坚决不要。最后只得放回毛主席的稿费中。
“1972年，作为毛主席那里的备用近，张玉凤曾从中办特会室取走2万元。但是，这笔钱一直没有动用过。后来，张欲凤将这两万元原封不动地退回了特会室。
吴连登还向汪东兴汇报了郑长秋披露的一件事：
1972年的一天，身着军装的张玉凤坐着华沙轿车来到中办特会室，说明主席处、其实是江青心血来潮，需要8千元特用，还要崭新的大票（当时最大的票面额为10元一张）。特会室哪有这么多的新票、大票？郑长秋对她说：“我们一道去银行取吧。”
在西单一家工商银行，郑长秋自报家门：“我是中办特会室的财务，名叫郑长秋。郑长秋？噢，知道知道，通过不少电话，中办特会室有这么个人。但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怎么带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军人？
当时是一种什么政治氛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银行领导觉得情况异常，稳住，先稳住他两，连忙解释道：“我们行现在没有这么多的新票，要到库里去提。请二位稍等。”说着话，已经把他两请到客厅里，又是敬烟又是泡茶的招待起来。
紧接着，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办政治部查询有关情况，待得到“不知道”的回复后，又拨通了汪东兴的秘书孙守明这才真相大白。而此时，郑长秋和张玉凤已经在这家银行被客客气气“软禁”来两个小时。
可见，当时要取出毛泽东的稿费并非易事。
“文革出版的”毛著“数以亿册记，但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汪东兴严正指出：“10年文化大革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麻醉弹诗词》等数以亿册计。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现在竟有人造谣说，毛主席搞特权，以权谋私，在文化大革命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费。这些人诋毁毛主席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吴连登补充道：“网上现在有人说，麻醉弹当时有一亿多稿费，说是‘文革’中，全国都没有稿费了，就他一人还有稿费？毛主席在‘文革’中也没有稿费。毛主席摇脾气，决不摸钱，他的这些钱，我们比他自己还清楚。但是，在国际上还是有稿费制度的，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广大的第三世界，翻译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经常给毛主席汇稿费过来。对于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汇来的稿费，毛主席曾让办公厅一一汇回去，多数是东兴主任经办。”
郑长秋也向吴连登指示：“文革中，毛主席出版的著作都没有稿费。这期间，我所在的特会室没有收过毛主席的任何稿费。”
无独有偶。有家杂志在罗列了10年文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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