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逐步提出来的，文字前后也有些变化。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人就说过：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的主张。1977年1月，在有关部门为华国锋准备一个讲话稿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两个凡是”的标准提法，就是“两报一刊”2月7日的社论中表述。“两个凡是”的提出，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因而遭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的反对。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成为当时党内斗争的一个焦点。

    1977年2月，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置个人政治安危于不顾，指出“两个凡是”的提法是错误的，揭开了思想解放的序幕。3月，陈云、王震等人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请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要意见。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邓小平再次对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说他给中共中央写信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月，邓小平恢复工作，此后，他反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陈云、徐向前、聂荣臻等，也发表文章或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为推动拨乱反正，使国家各方面走向正规，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在“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还说，我出来工作，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有别的选择。恢复工作后的邓小平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