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陵季子文化
季子（前576-前485），名札，春秋时期吴国贵族，受封于延陵邑（今常州武进、江阴、丹阳一带），史称“延陵季子”，是常武地区公认的人文始祖。其文化精神内核集中体现为诚信守礼、谦让厚德、经世务实，通过“徐墓挂剑”“三让王位”“观乐议政”“大义救陈”等史事，构建起吴地文化的伦理基石，被孔子赞为“吴之习于礼者也”，称其“天民”，后世尊为“南方圣人”，与北方孔子并称“南季北孔”。
从历史维度看，季子文化是常武地区文化基因的源头。西周时期，吴太伯“三让天下”奔吴，开创吴地礼让传统；季子承继此精神，以“让国”避位、“挂剑”践诺的行为，将个体道德升华为区域文化共识。春秋末期，季子北上中原“观乐议政”，对《诗经》“风”“雅”“颂”作出系统性评析，既传播吴地文化，又吸纳中原礼乐文明，推动吴地文化融入华夏文明体系，为常武地区后续文化发展奠定“兼容并蓄”的底色。
在当代价值层面，季子文化中的“诚信”“谦让”“守礼”“求实”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诚信”“友善”的公民准则高度契合。常州市将季子文化纳入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核心项目。提出了“创新争先，务实担当，崇德向善，重义守信”的常州人文精神特质。通过“诚信日”“道德讲堂”等载体传承其精神，使季子文化成为常武地区文化认同与精神凝聚的核心符号。
一、春秋延陵季子文化：常武文化的精神根脉
春秋时期，延陵作为吴国重要封邑，因季子的存在成为区域性文化中心。季子的文化实践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其一，伦理范式建构。“徐墓挂剑”典故中，季子途经徐国，徐君慕其剑而未言，季子心许之；待返程时徐君已逝，季子解剑挂于墓树，践行“心诺”，成为中国“诚信”文化的经典范式，被誉为“中华诚信第一人”。《史记·吴太伯世家》详载此事，称其“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这种超越生死的诚信意识，成为常武地区民众道德观的重要源头。
其二，政治智慧彰显。吴王寿梦欲立季子为储，季子以“礼有旧制”推辞，后兄长诸樊、余祭、余昧依次继位，季子始终坚守礼制，多次让国避位，避免吴国内部权力纷争，体现“以礼治国、以和为贵”的政治智慧。其“富贵之于我，如秋风过耳”的价值观，塑造了常武地区士人“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
其三，文化传播实践。季子两次出使中原，在鲁国观周乐时，从《周南》《召南》见“周德之基”，从《郑风》察“郑政之衰”，以礼乐文化为标尺评析列国兴衰，展现出深厚的文化洞察力，后人称其为“中国最早文艺评论家”。这种“观乐知政”的能力，这既体现吴地文化对中原礼乐的吸纳，也推动吴地文化获得中原认同，使延陵成为春秋时期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
后世对季子文化的传承从未中断：唐代狄仁杰保留季子祠并题“嘉贤”；北宋宋哲宗赐季子庙“嘉贤庙号”，宋宁宗封其“昭德侯”；明代朱元璋敕建季子祠，封“延陵季子之神”；清代康熙题“让德光前”、乾隆题“清徽绳武”，均彰显季子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当代常武地区通过编纂《武进县志》《常州市志》，创刊《延陵季子研究》（后改名《常武文史研究》），建立《中华延陵季子网》《延陵季子文化（公众号）》“武进地方文献展览馆季子专版”，出版《延陵季子研究文集》《延陵季子史料集》，建设季子文化公园、查家湾马凹山季札躬耕处、舜山季子小镇、季子文化中心，举办“诚信日”活动等，进一步激活季子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二、南朝齐梁萧氏文化：文学与制度的双重突破
南朝时期（420-589），常武地区及今丹阳市部分地域为齐、梁两朝19位帝王祖籍或出生地，形成以“文学繁荣、制度革新、崇儒重教”为特征的齐梁萧氏文化，其发展始终以季子“厚德守礼”文化为内在引领。
（一）文学成就：中国文学批评与总集编纂的奠基
1.《昭明文选》的编纂：梁武帝长子萧统（昭明太子）主持编纂《昭明文选》，收录先秦至梁代诗文752篇，分为赋、诗、骚、七、诏、册等38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该书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选录标准，确立文学与经史的界限，为后世文学分类与批评提供范式。萧统在编纂中秉持季子“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既收录中原经典，也纳入吴地文人作品，体现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
2.文学理论的发展：刘勰（籍贯晋陵，另一说京口，南东莞郡人）著《文心雕龙》，全书50篇，系统论述文学起源、创作原则、文体特征、批评标准等，提出“文以明道”“体大思精”的文学观，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刘勰的理论建构深受季子“观乐知政”文化传统影响，强调文学与社会、伦理的关联，主张“文质彬彬”的审美追求。
（二）政治与社会制度革新
1.廉政与节俭制度：齐高帝萧道成提出“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改革吏治，严惩贪腐；梁武帝萧衍“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倡导节俭，设立“谤木函”“肺石函”广纳民意，其执政理念与季子“清廉守礼”的道德准则一脉相承。
2.教育与选官制度：萧梁时期设立国子学，扩大儒家教育范围，重视寒门子弟入仕，打破门阀垄断，这一举措延续季子“经世务实”精神，推动常武地区“重教崇文”传统的形成，为后世科举制度在常武地区的兴盛埋下伏笔。
三、隋唐常州运河文化：经济与文化的交融共生
隋唐时期（581-907），京杭大运河常州段贯通，成为南北物资运输与文化交流的枢纽，形成以“运河为脉、商贸为基、文化为魂”的常州运河文化。季子文化中的“经世务实”精神，在此时期转化为常武地区民众“善商重贸、开放包容”的行为特质。毗陵宫是隋炀帝为巡游江南所建，建筑艺术精妙绝伦；萧皇后涵养深厚，积善弘深，履谦守志，是一个母系天下，体现了儒家诗教、居安思危的贤妃形象；隋末陈杲仁是被历代帝王赞扬加封的人，南唐封为武烈帝，被誉为“忠孝文武信义谋辨”八绝，所以又封为昭烈大帝，常州府、县建有烈帝庙。这两位是传承季子“厚德向善”的历史名人。
（一）运河经济的繁荣
常州运河段连接江南水网，成为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的集散地，《元和郡县志》称常州“为江左大郡，兵食所资，商旅并凑”。武进、晋陵作为常州属县，依托运河发展出造船、纺织、粮食加工等产业，形成“烟火千家，商贾四集”的市镇格局。这种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常武民众继承季子“务实”精神，以运河为依托拓展生产与贸易空间的实践。
（二）文化交流的活跃
1.文人汇聚与创作：唐代诗人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均曾途经常州运河，留下咏叹常州的诗篇；武进文人萧颖士（717-768），19岁登进士第，致力于古文运动，反对骈文浮华，主张“文以载道”，其文学主张继承季子“经世”精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之一。
2.宗教与艺术传播：运河的畅通推动佛教、道教在常武地区的传播，大林寺、天宁寺等寺院沿运河兴建，成为文化交流场所；唐代书法、绘画艺术通过运河传入，为后世常州画派的兴起奠定基础。
四、两宋书院科举文化：崇文重教的历史高峰
两宋时期（960-1279），常武地区书院兴起、科举兴盛，形成以“书院为载体、科举为路径、儒学为核心”的书院科举文化，其发展以季子“守礼崇文”精神为引领，成为常武地区“千年读书地”美誉的源头。
（一）书院教育的普及
1.城南书院的创立：南宋乾道九年（1173），常州知州晁子健邀请理学大家张栻（抗金名相张浚之子）在武进殷薛里讲学，后创办城南书院，为常武地区最早的正规书院。书院以“传习孔孟之道、践行季子之德”为宗旨，教授“四书五经”，培养了大批士人，推动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2.东林书院的前身基础：两宋时期，常武地区书院数量增多，办学模式以“讲学+藏书+祭祀”为主，注重道德教化与经世能力培养，这种办学传统为明代东林书院（由顾宪成、薛敷教等创办）的兴起奠定基础，而薛敷教（武进人）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季子“经世务实”精神。
（二）科举成就的辉煌
两宋时期，常武地区科举达到鼎盛：据《武进县志》记载，宋代武进（含阳湖）出进士宋维、胡宿、霍端友、张守、邹浩等783名，占宋代全国进士总数（36804名）的百分之2.1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出现“一族多进士”的现象（如胡氏一族在宋代出进士24名）。这一成就的背后，是常武地区“家家重教育，户户习儒业”的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与季子“崇文守礼”文化的长期熏陶密不可分。
五、元明辨惑求实文化：思想与学术的理性转向
元明时期（1271-1644），常武地区学者面对社会动荡与思想僵化，倡导“辨惑求实、经世致用”，形成以“批判考据、务实治学”为特征的辨惑求实文化，其精神内核与季子“观乐知政”的理性精神一脉相承。
（一）元代的学术坚守
元代推行民族压迫政策，儒学发展受阻，但常武学者仍坚持“辨惑求实”：如武进学者谢应芳（1295-1392），反对迷信思想，著《辨惑编》批判鬼神、祸福等迷信观念，主张“以儒为宗，以实为本”；他以教育为业，多育英才，后世有学者称谢应芳为“江南孔子”。其学术实践继承季子“理性认知”传统，为明代学术思想的解放埋下伏笔。
（二）明代的思想突破
1.东林学派的经世思想：明代中后期，武进学者钱一本（1539-1610）、薛敷教等参与东林书院讲学，主张“经世致用”，批判空谈义理，关注民生疾苦，唐荆川的文学变革主张，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以实学救国，以道德育人”，与季子“经世务实”精神高度契合。
2.考据与文献整理：明代武进学者陈济（1364-1424），以布衣身份任《永乐大典》都总裁，主持编纂中国最早的大型百科全书，其治学注重“辨伪存真、考据求实”，体现元明辨惑求实文化的学术特质，也延续了季子“观乐知政”中的理性精神。
六、清代六大学派文化：学术与艺术的多元绽放
清代（1644-1911），常武地区学术艺术达到鼎盛，形成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毗邻诗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六大流派，统称“清代六大学派文化”。各学派虽领域不同，但均以季子“兼容并蓄、务实创新”精神为引领，成为清代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
（一）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
以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9）、张惠言（1761-1802）为代表，主张“阐发经世致用，挽救时弊”，以研究《公羊传》为核心，从儒家经典中挖掘“变革”思想，为清代中后期改良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其学术特质是“立足经典、关注现实”，继承季子“经世务实”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重要源头。
（二）阳湖文派
以恽敬（1757-1817）、张惠言为代表，反对桐城派“文以载道”的僵化主张，强调“博涉多通、经世致用”，文风恣肆，注重情感与现实的结合。恽敬提出“文章末也，为人非表里纯白，岂作为第一流哉”，其“重人品、重实学”的主张，与季子“厚德守礼”精神一脉相承。
（三）常州词派
以张惠言、张琦（1764-1833）、周济（1781-1839）为代表，主张“比兴寄托、意内言外”，反对浙西词派的“清空婉约”，强调词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张惠言编《词选》，提出“词者，意内而言外也”，其词学理论既注重传统，又求新变，体现季子“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
（四）毗陵诗派
毗陵诗派，由众多常州诗人群体组成，地域性较强，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前后较连贯的清代诗歌流派。清中叶乾嘉时的黄景仁、洪亮吉 、孙星衍、赵怀玉、吕星垣、杨伦 、徐书受“毗陵七子”及钱维乔、钱孟钿、杨芳灿、顾敏恒、赵翼、左辅等诗人，从诗歌创作、理论乃至诗学研究等方面发展壮大“毗邻诗派，产生全国性，持续性的影响。民间有“诗国”常州之称谓，这也体现季子“兼容并蓄”的大度气质。
（五）常州画派
以恽南田（1633-1690）为代表，开创“没骨花卉画”技法，反对“勾线填色”的传统画法，主张“以形写神、清新淡雅”。恽南田提出“耻为天下第二手”，其创新精神与季子“事事当争第一流”的追求高度契合，使常州画派成为清代画坛的重要流派。
（六）孟河医派
以费伯雄（1800-1879.09.30）、马培之（1820-1903）、巢崇山（1843-1909）、丁甘仁（1865-1926）为代表，主张“辨证施治、重剂轻投”，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形成“孟河医派”品牌。其行医理念“以人为本、务实创新”，继承季子“厚德”精神，成为中国近代中医发展的重要流派。
七、共和常武经世文化：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新
民国时期（1912-1949），常武地区面对社会变革，形成以“爱国救亡、实业救国、文化革新”为特征的共和常武经世文化，其精神内核是季子“经世务实、爱国厚德”传统在近代的转化与创新。
（一）爱国救亡运动
常武地区涌现出大批爱国志士：如“常州三杰”瞿秋白（1899-1935）、张太雷（1898-1927）、恽代英（1895-1931），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献身；李公朴（1902-1946）、史良（1900-1985）作为“七君子”成员，积极开展抗日民主运动，体现季子“爱国”精神的近代传承。
（二）实业与教育创新
1.实业救国实践：盛宣怀（1844-1916）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等，开创中国近代实业与教育的多个“第一”。刘国钧（1887-1978）创办大成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推动常州纺织业发展，其“实业救国”理念继承季子“务实”精神，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
2.教育与文化革新：吴稚晖（1865—1953）主张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最早发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1962年，由联合国文教组理事会列为“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恽代英创办利群书社，传播革命思想；董亦湘（1895-1939）在上海大学任教，培养张闻天、陈云等革命人才；这些实践既推动文化革新，又延续季子“崇文重教”传统，为常武地区现代文化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基础。至当代已初步形成共和常武经世文化常武文献流派，提出了做人治学的二十字风格：“三立”（立德、立功、立言），“三创”（创新、创优、创业），经世致用，注重考证，全精特美、和精诚慎。公开出版了大量的地方文献书籍（含史、志、鉴、谱、传、地情研究等十大类）。
常武七大历史特色文化，以季子文化为“根”与“魂”，从春秋时期的伦理建构，到南朝的文学制度突破、隋唐的运河经济交融、两宋的书院科举兴盛、元明的辨惑求实转向、清代的学派多元绽放，再到民国的经世创新，至今已形成一条脉络清晰、精神连贯的文化发展路径。季子文化中的“诚信”“谦让”“求实”“创新”等核心内涵，不仅贯穿于各文化阶段，更成为当代常武地区文化认同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挖掘与传承以季子文化为引领的常武历史文化，对推进文化自信、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彭新立：1970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常州市骨干教师，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理事，武进区作家协会会员。
张尚金：1939年1月出生，常州武进人，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指导处原处长，常州市武进地方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省志·人物志》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