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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斯诺的江西情结(组图)
2021-10-29 16:14:53
作者: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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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加·斯诺1928年来到中国,“非常年轻,充满好奇,毫无偏见”(斯诺自白)。他从小接受的是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教育,上了大学,又接受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新闻教育,强调记者的职责是尊重客观,如实报道。这种教育铸成了斯诺一生遵循的“第一原则”。

    斯诺成名后,他的家人和朋友一直认为,斯诺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朴朴实实的人”。美国谚语“我是密苏里人”的意思,就是“眼见为实,不轻信,不受糊弄”。

    生长在密苏里的斯诺,遇事总要首先弄清真相,找出是非曲直,把他认为应该坚持的,坚持到底。同时,斯诺的关注和兴趣,总是在人民身上。所以,斯诺到达中国后的最初四年中,就跑遍了中国的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目睹了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尤其是被他自己称为“生命中的觉醒点”的1929年内蒙之行,大大地改变了埃德加·斯诺,使这个成长中的年轻记者醒悟到,必须自觉地对这种悲剧的原因进行思考和调查。

    对中国人民命运的关切和中国出路在何处,便成为他日思暮想的问题。仅在1928年到1932年期间,他在欧美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70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长篇报道“中国的五大害”和“拯救二十五万条生命”。

    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强烈兴趣

    人民的希望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早在1929年,斯诺就关注江西井冈山的斗争和蒋介石对红军的“会剿”,对中国国内的形势进行跟踪研究。1931年1月,他在美国《当代历史》杂志上,就发表了颇有见地的、题为 《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的长篇文章。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再次触动了斯诺“新闻记者的神经”,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当时就想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埃德加·斯诺,1934年2月6日给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的信)。

    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很多,首先,没有任何文字的材料,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没有任何可靠的事实,没有关于中共的历史资料,没有红军领袖或者红区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出版物上描述共产党及其组织活动,尤其是在江西的活动,统统是道听途说,几乎全是根据难民、政府出版物、或者中共传单上残缺不全的报告杜撰出来的。要了解真实、确切的情况,那些资料,没有一件是可靠、可信的。这就是说,如果要使这本关于中共的书具有真正的价值,就得进行大量的原创性调查研究。要做到有根有据,至少要进行包括第一手调查在内的综合研究。

    1931年8月,斯诺对刚到上海的海伦·福斯特小姐一见钟情,热恋起来,追她订婚,并求海伦早日与他结婚。但胸怀大志的福斯特小姐,对结婚是有条件的:25岁之前不结婚,写不出一部她的处女作不结婚,不出版第一部著作不结婚。斯诺瞄准了中国共运的目标,在“写一本名著”心理的驱动下,于1932年秋在上海采取了行动。

    他费了好大劲,几经周折,从当地红军那儿搞到了去中华苏维埃访问的“护照”(通行证)。他差一点儿就要成功了,可是在最后一刻,帮助他联络的共产党内线,对斯诺本人如此热衷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了怀疑,两个联络人突然失踪,斯诺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斯诺虽然非常失望,但只好认命,那两个共产党人“不愿相信任何局外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一旦被发现,或者遭到官方的怀疑,就意味着死到临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埃德加·斯诺,1934年2月6日给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的信)。

    梦想江西的瑞金

    到了1934年年初,斯诺的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从纽约来信,转达了维京出版公司约他写书的意愿,并表示愿意为他的旅行采访支付一切费用。这时,访问苏区和红军的激情,再一次在斯诺心中燃起。

    斯诺2月6日给赫茨小姐的回信中说:“如果维京出版公司兴趣很大,甚至要支持必要的调查和研究,我会乐意考虑写这本书的”。斯诺当即表示,他乐意自掏腰包去做这件事。他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是无法估量的。……共产党的存在、发展及潜在的壮大,是全国范围的总形势。中国共运即使不能成为主宰力量,也必将成为决定中国和远东当前命运的重要因素”(埃德加·斯诺,1934年2月6日给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的信)。

    斯诺在信中还表示,中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很可能具有极大的戏剧性。如果这本书写得好,必将也应当成为最重要、最有趣和超出人们想象的图书之一。但是,他当时还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如果他决定立刻去江西红区,他得找个人接替他当时的职责,顶替他两个月或许三个月,他就能够全力以赴地为这个题材收集材料。

    但是,去江西红区采访,肯定是困难重重的。斯诺对当时的形势也非常清楚,他给赫茨小姐的信中写道:“在南京当局和红军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且已持续了五年之久。当前,经济封锁使江西红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即使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封锁线,自愿进入红区,那肯定也存在着生命的危险,因为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你也不可能知道” (埃德加·斯诺,1934年2月6日给文学代理人赫茨小姐的信)。

    斯诺在同一封信中还建议,如果维京公司计划出版一本小版本的书,对中共更为戏剧性阶段仅仅做一个概述,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完成的。斯诺认为,出这样题材的图书,小版本比“大部头”在书市上或许销售得更好一些。在信末,斯诺要求他的文学代理人尽快给他复信,告诉他维京公司是否有兴趣?有何具体的建议?斯诺访问苏区、撰写关于中国红军一书的迫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维京公司对斯诺1934年2月6日信函有什么反应,现在还没有发现任何文字资料。但是可以推测,维京公司的回答会是肯定的、支持的,因为是他们主动向斯诺约稿的。当然,斯诺没能去江西苏区访问,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于当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偶遇江西“老战士”

    斯诺渴望访问红区的梦想,在1936年终于实现了。他6月从北平出发,路过西安,经安塞前往保安(今志丹县),在那儿夜复一夜地采访了红军长征及毛泽东的生平,访问了红军窑洞大学。然后,由黄华陪同,去宁夏、甘肃一带访问。斯诺在宁夏豫旺堡几次看见一个“红小鬼”,每天在南门外一个叫瓦碴梁的地方吹军号——起床,集合,训练……。

    他很想拍摄一张红军战士吹军号的照片,但那个‘红小鬼’又瘦又矮,衣服也很破烂,斯诺欲拍即弃。8月的一天,斯诺去教导营驻地的路上,偶然遇到一名战士,兴致勃勃地走过来。

    斯诺问:“同志,你会吹军号吗?”

    那个战士给斯诺行了一个军礼,兴奋地说:“我小时候,就是司号员。”

    “你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什么地方人?”斯诺又问。

    “我叫谢立全,江西兴国人。今年19岁,已有5年军龄了,同志们都称呼我‘老红军’,现任红二师教导营总支书记。”“太好了!”斯诺激动地叫起来,“你的军服也很新,我给你拍张吹号的照片,好吗?”

    谢立全回答:“我刚率领我们营,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战,夺回了被敌人劫掠的粮草物资,这身新军装,是部队奖给我的。”

    斯诺和谢立全一起到了瓦碴梁高地,摆拍了这张“抗战之声”的照片。

    谢立全后成为开国少将,并任解放军海军指挥学院院长。一次在北京开会时,他在《解放军画报》上才看到自己当年的这张照片,并告诫家人不要炫耀,那不是个人荣誉,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整个红军。

(图1、谢立全,江西兴国人,19岁的“老战士”)

(图2、“抗战之声”上了经典封面,享誉全球)

    海伦·斯诺的警卫员

    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步丈夫的后尘,冒着生命的危险,于1937年5月2日抵达延安,成为第一个全面了解并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外国记者,她的名著《走进红色中国》就是她访问延安4个多月的成果之一。

    到了9月,她要去前线采访,毛泽东还为她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求任弼时、邓小平对她在前线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方便。1937年9月初,海伦·斯诺接到丈夫埃德加从天津发来的电报:“仍可经青岛返回,然情况紧急,须立即启程,否则年内难返。”说来也巧,斯诺的电报刚到,天气突然放晴。一直等待天气好转的护卫队,决定9月7日启程。

    海伦·斯诺在延安期间的警卫员,名叫邓明远,四川人,聪明伶俐,还亲手给海伦打了一双麻凉鞋。但他患上了肺结核,一直咳嗽,只好治病休息。

    肖劲光当时是后方总留守处的负责人,安排护送海伦和其他几个人前往西安。海伦对肖劲光的印象是:体格高大,两颊红润,身强力壮。他对海伦说:“我要找一名最好的警卫员照顾你,还要搞一匹矮种马,作为你的坐骑、两头骡子驮运行李。你可以同第一小分队一起走。”

    正如肖劲光答应的那样,保安局派来最好的警卫员,接替了邓明远的工作。新派来的警卫员名叫郭慎华,他不但是一位从江西参加长征的英雄,而且还是排长,具有一种天生的权威和指挥能力。

    23岁的郭慎华,履行起萧劲光参谋长的允诺,要了一支崭新的毛瑟枪,严格地检查了那匹坐骑和两头驮骡,以保证全部装备都是一流的。

    9月7日黎明,海伦病得很厉害,几乎从床上爬不起来。可是,她必须进行这次旅行。这是自6月以来的头一次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因连绵阴雨,大部分桥梁依然无影无踪,他们只好涉水过河。海伦的坐骑,或许觉察到她的身体不佳,在第一次过河途中,把她摔了下来,引着一头骡子,径直向它延安厩棚的方向跑去……

    当郭慎华牵回这两头牲口,等来了两名马夫的时候,同行的其他旅伴,已把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大约有7名红军士兵,不得不顺原路返回,保卫这个掉队的小组。对郭慎华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但海伦发现,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那正统的、富有男子气魄的自我主义。

    除了武装卫士和马夫外,这支旅行队由30人组成,至少有3位是红军领导的夫人。萧克的妻子抱着她的孩子上路;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决心要到前方去,尽管那儿是妇女的禁地。旅行队里有好几位军官,准备到前方去,也尽力想在部队开赴战场之前赶上八路军。

    一路上,海伦教郭慎华学习北平官话,用几十个基本单词——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名词,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郭慎华从来不唱歌,可是他的好几位朋友很快加入到海伦的小组,大家渐渐地热活起来了。他们翻山越岭时,所有的人,甚至连郁郁寡欢的郭慎华,也采起路旁的风铃草、飞燕草、雏菊和其他野花,装饰海伦的马鞍,高兴得唱起歌来。南方籍的士兵触景生情,思念家乡,认为再也看不到故乡那一片片翠绿的土地了。

    一路上,他们通常在农舍、马厩或小学校舍过夜,警卫员郭慎华负责照管着第一分队。当海伦告诉他,史沫特莱腰部受过伤、也有病,他也就对史沫特莱特别关照。海伦做不了精神病的护理员,但郭慎华一路上却做得很好。从心理上讲,郭慎华接替了史沫特莱的保护人朱德的工作。史沫特莱后来写道:“我对他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 每当我对其他人失去耐心的时候,就想起了郭慎华。”半个世纪后的1986年,海伦对我说:“除了毛泽东,除了我的警卫员郭慎华之外,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能指挥得动史沫特莱。”

    他们一行人踩着烂泥,步履艰难地步行或骑马赶路。每天拂晓,他们空着肚子出发,11时左右停下来在村庄里吃第一顿饭。傍晚歇在另一个小村庄时,再吃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郭慎华只吃小米饭,可是,他却为海伦做了“蛋糊”,每天晚上煮南瓜。有时候,他能够向村民买到烧烤的包谷穗和一些硬梨。

(图3、郭慎华,江西人,排长)

(图4、郭慎华与海伦在旅途中)

    到了三原,他们听说刘伯承的部队,从云阳镇司令部要夜行军,赶到山西前线去。海伦不想错过会见这位名将的机会,她还有毛泽东为她写的一封信,要给邓小平送去。海伦和刘群先(博古的妻子)坐上租来的黄包车,连夜赶往云阳镇。为了安全起见,郭慎华和另一名警卫员陪同她们一起上路。4个小时后,到了云阳镇司令部,八路军的最后一支纵队,当天夜里就开走了。海伦只差几个小时,没能见到刘伯承和邓小平。

    她们在云阳过了一夜,翌日一早,由一支武装卫队送回三原。一辆由另一支武装卫队护送的卡车,把他们从三原送到西安。一张特别通行证,使海伦顺利地通过了五个月前违法通过的一道道大门。从延安返回西安,他们走了12天,行程400公里。这是一次令他们筋疲力尽的旅行,然而又是一次非同凡响的经历。这次旅行的成功,不能不说与郭慎华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到西安,就遇上了日本飞机的“空袭”。虚惊一场之后,海伦在西京招待所登记了她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让郭慎华看了她4月30日翻越过的那扇窗户。海伦一边自豪地讲述她的冒险经历,一边给郭慎华看漂亮的现代化抽水马桶、仔细端详那些陌生的自来水龙头。

    “我们发明了这些东西,创造了这些奇迹。我们每天都洗澡。” 听到这里,郭慎华看上去满脸疑云,不大相信。12天以来,他们没有一个人享受过解衣入睡的福气,尽管他们也刷牙,有时也用热巾擦擦脸。华北水贵,所谓洗澡,只不过是用湿毛巾擦擦身子而已。部队用同一个脸盆,又洗手、洗脸,又烧菜、盛饭。

    为了继续给郭慎华介绍现代文明,海伦带他(还有紧紧盯着海伦的三名便衣特务)去看电影。这是郭慎华生平第一次去电影院,他如痴如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部关于绥远战争的新闻纪录片,是埃德加?斯诺在上海时的老朋友王先生(外号叫“王新闻”)拍摄的。

    1932年,王先生也为海伦拍过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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