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川陕革命根据地妇女斗争情况(之二)
编者按:
2017年6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进一步推进对党史、军史以及党和人民军队伟大革命精神的深入研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系统收集整理了女红军有关长征的回忆文章,完成了资料集《巾帼红军忆长征》的编辑工作。该资料集共收录文章123篇。其中,包括我母亲吴朝祥《巴山妇女在战斗中成长——回忆川陕革命根据地妇女斗争情况》的回忆文章。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时隔46年后,再次将母亲发表于1980年11月的这篇回忆文章予以转发,以飨广大读者。有两点需要说明的:一是由于文章较长,故编者改为按标题分三次进行转发;二是文章中的照片均为编者后期配发。特此说明。
乐洪 2026年9月28日
飞出牢笼
1932年底,红军来到我们家乡,驱散了笼罩在巴山顶上的乌云,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巴山的穷人解放了,巴山的妇女解放了。当大家知道红军是专门打地主打军阀、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时,大巴山区的男女老少无不欢喜。尤其是受尽苦难的巴山妇女,个个像飞出笼子的鸟儿,奔走相告,喜上眉梢,不少妇女逃出家门,跑去找红军,主动为部队当向导,送情报,通消息,积极要求参军参战。我也是那时参加红军的。

图为1945年,吴朝祥在延安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当时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刚解放,懂得的道理不多,只是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那就是恨国民党军阀,恨恶霸地主,恨他们把穷人弄得无吃无穿,家破人亡,把我们妇女不当人看。而红军呢,恰恰是打他们,为我们穷人谋利益,求解放,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把我们妇女当亲姊妹看待。我们爱红军啦!
那时妇女出来参加红军,参加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红军刚到,群众不太了解,坏人乘机造谣诬蔑,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红头发红眼睛,专整女人。许多人对红军存在惧怕心理,不敢接近。再加上封建礼教作怪,社会上认为女人出门参加工作、参加红军,同男人、大兵混在一起,是伤风败俗、不成体统的事。所以,当时的妇女要走出家门,没有革命的勇气和决心,是不行的。有的妇女白天出去做了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挨打受骂,第二天照样跑出去找红军。
我记得,江口有一位妇女,名叫苏大芳,幼年死去亲人,很小就成了孤儿。她12岁那年,给别人做了童养媳,两年以后,红军解放了她的家乡。当牛做马的苏大芳看到红军里有女兵,待人像亲姊妹一样亲热,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每一句话都温暖着她的心。因此,她瞒着家里人,跑到元沱乡参加了革命工作。她的老公公知道后,邀约一些人把她抓回家去,叫来她娘家的一位叔父,说苏大芳丢了他家的脸,把苏大芳捆在柱头上,打得死去活来。还说要用菜刀切开她的腿肚子放上盐巴,免得她再跑。
14岁的苏大芳,在毒打和恫吓面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动摇,没有悔恨,相反,更加坚定了“生为红军人,死做红军鬼”的决心。她趁家里的人离开的时候,挣断了绳索,忍受着浑身伤痕的疼痛,再次逃跑出来,到大寨乡参加了红军。当时,像苏大芳这样的妇女,何止她一人啊!她的斗争经历,只是巴山千千万万妇女反封建、求解放的缩影。
红军到巴山,巴山大变样。广大群众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当了家,做了主。在苏区,各种各样的妇女组织相继建立:省、县委有中共妇女部、少共妇女部;乡、区有群众性的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又叫妇女工农协会。
各级地方组织和脱产武装组织,都有妇女参加,女同志和男同志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其中不少干部是女同志。例如,姚明善就是川陕苏区开天辟地的中共妇女部长,还有副部长陈英明;少共妇女部长先是我,后来是肖成英、刘万寿;在县一级,雷明珍是宣汉县的副县长;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总供给部女工营营长林月琴,赤卫军连长何莲芝,更是受人尊重的女同志。在军队中各级宣传队、新剧团、医院、被服厂工作的,大多数也是女同志。
在初期的地方武装中,妇女没有单独的组织,但她们参加的人数不少,分担了大量的工作,就我知道的万源县的赤卫军(类似于现在的民兵)、模范连(类似于现在的基干民兵),妇女一般都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有的地区因男人抽鸦片烟的多,妇女参加赤卫军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后来,长赤(今南江县长赤公社一带)、红江(今通江县涪阳公社一带)、万源、巴中和南江等县,都先后组建了不脱产的妇女独立连、独立营,由各县赤卫军指挥部直接指挥,肩负着各种任务。在少先队、儿童团中,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扛着红缨枪,戴着红袖章站岗放哨。
根据地刚刚建立,任务十分艰巨。解放了的巴山妇女,为了保卫、发展和建设革命的根据地,英勇顽强地战斗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那个时候,男同志大多数参加红军到了前线,或者参加政府工作。因此,无论是平时的生产建设,拥军扩红,站岗放哨,防奸除霸,还是战时抬担架,搞救护,运粮食,送弹药,都离不开妇女。
为了保证战争的胜利,妇女们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努力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前线。红军的冷暖,时时刻刻都挂在她们的心间。当前方急需物资时,村村寨寨的妇女组织起支前队,把自己生产出来的、节省下来的东西送给红军。她们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回到家里赶做支前物品。每当夜晚,她们邀邀约约,三三两两,坐在院坝头、堂屋里,趁着月色,向着火堆,照着油灯,有的打草鞋,有的缝袜子。巴山的妇女很能干,心灵手巧,粗活细活都会做。她们用蓑草、稻草、麻线、布片编出一双又一双精致的草鞋,用自己织出的白布做出一双又一双结实的袜子。有的妇女没有新布,把自己的衣服剪掉,一针针、一线线缝成袜子送红军。那真是,每双草鞋每双袜子,都是妇女们热爱红军的一颗心啊!
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保卫苏维埃,妇女们组织起宣传队。当时的宣传形式,主要是唱山歌。歌词是新编的,我现在还记得几首:
要吃米,把秧栽, 要过河,把船摆, 穷哥要想得自在, 人人拥护苏维埃。
从前女儿受熬煎, 好似掉在井里边, 红军来了世道变, 砸烂封建铁锁链, 脚不缠,发不盘, 剪个毛盖搞宣传, 当上女兵翻大山, 跟上队伍打江山。
要当红军天下走, 妻子送郎出山沟。 流水滚滚向大海, 切莫半路回了头。
这些词儿大体反映的是妇女解放、拥护苏维埃、送郎参军等内容。根据不同的村庄和方言,套上当地流行的歌调调,晚上在家反复练习。背熟了,唱会了,第二天做活时宣传演唱。形式非常活泼,就像电影《刘三姐》对山歌一样,这山唱来那山和。有的女娃娃,嗓子甜又脆,唱起歌儿来,歌声像长了翅膀,飞过几匹坡,应山应水,好听得很。这些歌儿不但好听,而且由于它的内容实在,教育作用可大啦。
经过妇女们的宣传,老年人封建脑瓜开了窍,再不反对女儿们出门开会和工作。女人家好多动了心,摘下耳环子,扯掉裹脚布,投身到了革命的行列。不少抽鸦片烟的男人也发了狠,砸了烟灯和烟枪,拿起矛子和梭镖,参加了保卫苏维埃的斗争。妇女们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还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军参战。整个解放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母亲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情景。
在频繁的战争中,广大妇女承担了运送弹药粮食和救护伤员的主要任务。无论是两次反“围剿”,还是我军主动发动的几次战役,无论是寒冷的冬季,还是炎热的夏天,一支支妇女运输队,都日夜奔忙在千里运输线上。哪里的战斗最紧张,她们就把粮食和弹药送到哪里。
那时,大巴山区没有公路,全是荆棘丛中踩出来的山间小道,坡陡路窄,莫说过汽车,连鸡公车也无法通行。一袋袋粮食,一箱箱弹药,全像“背二哥(指川北山区从事体力背运的人;他们用的工具多系背架子和背篼。)” 那样,用背架子一背一背地背上前线。妇女们一步一把汗,但没人叫苦,没人喊累,一个个豪放乐观,志比山高,每到歇憩的时候,总会听到她们豪迈的歌声:
大巴山高白云翻, 山高坡险行路难。 妇女组成支前队, 人人有副铁脚板。 背炸药,背子弹, 背粮食,背伤员, 来来去去像条龙, 枪林弹雨打不断。 军民齐心打白匪, 前方后方一线连, 背去一片拥军情, 背回捷报处处传。
她们把弹药和粮食运到前线,又把伤员送往后方。运输队变成了担架队。她们就地取材,从山坡上砍下青冈树棒作杠杠,割来葛藤编网子,做成一副副担架,把伤员抬下火线,送进后方医院。有的伤员伤势很重,沿途还要及时救护。在医院里,医生、护士和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女同志。为了伤员,她们夜以继日地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英雄的巴山,英雄的巴山妇女。红军解放了巴山的妇女,巴山的妇女同红军并肩战斗,根据地的山山岭岭都深印着她们光辉的足迹,记录着她们不灭的功勋。
(未完待续)

女红军吴朝祥

五十年代初,吴朝祥(前排左一)与女红军汪荣华(前排右一)、伍兰英(后排右一)等在南京合影。

五十年代,时任武汉军区东湖八一小学校长的吴朝祥(前排左二)与部分老师在校部楼前合影

七十年代,吴朝祥(左三)和女战士们在一起

作者简介:
乐洪,系红军伉俪乐军、吴朝祥之子。1951年出生,湖北省大悟人,1969年参军,曾在武汉军区高炮某师服役,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团司令部参谋;武汉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高炮某师副营长。1985年从军事院校毕业后,任高炮某师团司令部副参谋长;湖北省军区司令部正营职参谋。曾参与了《湖北民兵》大型丛书的编写工作。转业地方后,历任副处级调研员、副处长、正处级干部等职。多次被国家外国专家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连续十多次获得该局颁发的各种奖励。2011年退休。现任武汉八一子女学校校友联谊会副会长,湖北四野后代联谊会副会长。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专家工作通讯》、《国际人才交流》、《中国人物传记》等国家级报刋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近百篇。2018年,为庆祝武汉八一子女学校建校70周年,主编出版了《洒向人间都是爱——纪念吴朝祥老校长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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