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90周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其意义在于传承革命先辈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在一二·九运动中，以黄敬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倡导“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积极引导革命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挺身而出，向中华民族表达了肩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爱国青年的抗日救亡爱国运动，不仅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而且表明中国青年群体是推动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二·九运动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通过九一八事变，日军侵略了东北。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又企图吞并全中国，向华北地区发动进攻，制造了“华北事变”。5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调动大批侵略军入关,以武力相要挟。国民党政府继续妥协退让，派何应钦与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谈判,于6月间达成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10月，日军又策动汉奸在河北香河暴动,占领县城。11月，日寇又唆使汉奸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包括22个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本压力下，国民党政府竟准备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华北特殊化”的妥协方法。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行为，国民党的不抵抗的政策，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亡国危机。国民党丧权辱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抗日救国，民族资产阶级中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的呼声日益增强。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分子也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现出不满。一些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也趋向于拿起抗日的旗帜。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抗日意志，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1935年8月1日，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1月13日，党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一切抗日反蒋的力量都应联合起来，红军愿与之订立抗日反蒋协定。

    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北平的学生行动起来，他们愤怒地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开始了。

    领导运动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干部黄敬、姚依林、彭涛、郭明秋等，参加这次运动的学生后来成为建国后省部级干部的有顾大椿、蔣南翔等人。

    在一二·九运动中尤其突出的是我党的杰出领导人黄敬（原名俞启威），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父亲。他是一二·九运动最核心、最关键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运动的酝酿、爆发和后续发展中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黄敬在关键时刻的果断行动，使一二·九运动得以发动和延续，以至于发展为全国运动。

    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直接领导者，起到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他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策划者。当时，黄敬是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宣传部部长和北平学联的党团书记。他是学生运动的实际最高领导者。他与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等人一起，在中共北方局和北平临时市委的领导下，负责策划了这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请愿游行。他们秘密联络各大中学校的学生骨干，制定了详细的游行路线和口号。

黄敬是 一二·九运动的引领者。他是游行的点火者和总指挥。他带领学生冲破国民党的封锁。1935年12月9日清晨，国民党当局为了阻止学生游行，在各主要路口都设置了军警岗哨，封锁了交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西郊的学生队伍被阻挡在西直门外，与城内的学生无法汇合。在城内的游行队伍集结地——新华门前，黄敬作为总指挥，面对军警的阻拦，果断地从人群中冲出来，爬上一辆电车的车顶，振臂高呼。他站在车顶上，向被阻挡的学生和围观的市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带领大家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一标志性的动作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成为一二·九运动最经典的历史瞬间之一。

    黄敬是学生队伍的组织者。在他的带领下，学生游行队伍冲破了军警的阻拦，浩浩荡荡地开始了当天的示威游行。黄敬还成为“一二·一六”大示威的领导者。 12月9日的游行遭到了军警的镇压，许多学生受伤被捕。黄敬等人没有退缩，而是立即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以抗议当局的暴行。

    黄敬是学生运动的主要指挥者。他还组织了超过一万人的学生队伍，分成四路在天桥汇合，并在天桥举行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这次游行的规模和影响力将整个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摄于人民群众爱国力量的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

    黄敬组织的学生运动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他和其他中国共产党员的感召下，鼓舞了富于敏感性和革命性的北平青年学生及全国青年学生，引燃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在学生领袖黄敬领导的北平学生斗争的影响下，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杭州、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支持。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声援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这样，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当时执教于燕京大学并参加学生游行示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中国正在苏醒过来”。

    12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联合会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宣传团的基础上，于1936年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上海、济南、武汉、杭州等地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扩大宣传。这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二·九运动对武汉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发动和组织下，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校学生，统筹安排运动的游行、宣传、集会等活动。武汉各校的抗日救亡团体，如武汉大学“抗日救国会”、中华大学“救国十人团”、湖北省立高中“宣传队”等，各自开展校内动员、街头演讲、张贴标语等活动响应一二·九运动。学生们还跨校成立了联络小组，负责各校间信息传递（避免被当局阻挠），协调行动步调，同时对接武汉文化界、工人团体，推动学生运动与民众运动联动。

    在12月9日—11日期间，当北平一二·九游行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校进行校内动员。武汉大学、华中大学等校率先召开紧急班会，宣读北平学生请愿书，发起“抗日救亡”签名活动，筹备联合行动。

    12月14日，武汉首次跨校集会。武汉各校学生代表在汉口六渡桥集会，成立“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明确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制定游行宣传计划。12月16日，武汉学生举行大规模街头游行。数千名学生分三路从武昌、汉口出发，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向市民演讲华北危机，散发救亡传单；部分学生前往省政府请愿，要求当局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引发广泛社会反响，民众得到联动与持续宣传。学生运动带动武汉工人（如汉口纱厂工人）、文化界（如老舍、茅盾等在汉文人）参与，联合举办“抗日救亡歌咏大会”“募捐支援华北学生”活动；各校宣传队深入街头、乡村，普及抗日思想。武汉的运动延续到1936年1月。在国民党当局试图阻挠救亡活动时，学生通过“地下宣传”“秘密集会”等坚持坚决斗争，同时推动武汉各界成立“抗日救亡联合会”，将运动从学生层面扩展到全社会。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侵吞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野心，冲破了国民党统治下沉寂的政治局面，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

    黄敬出身于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俞氏家族，其叔父是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的俞飞鹏。他毅然放弃优越的家庭环境，投身革命，这种选择更凸显了他坚定的爱国信念。在组织和发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得到锻炼和成长。之后，他在华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军事斗争，担任冀中军区政委、冀鲁豫军区政委等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第一任天津市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黄敬不仅是运动爆发的关键时刻和整个运动的过程中，都以共产党人的中流砥柱精神，以其无畏的勇气和卓越的组织才能，点燃了游行的烽火，引领游行的队伍，而且成为了整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精神象征。他的名字与一二·九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之后，他发扬一二·九运动精神，继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我们纪念一二·九”运动，学习黄敬等革命先辈的奋不顾身、抗日救亡的革命精神，学习北平学生及全国爱国青年的爱国精神，学习全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为了弘扬红色文化，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定中华民族不屈服任何外来势力的革命意志和自信心，鼓舞和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崇尚英雄、爱国报国的革命情怀。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强起来。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红色儿女，坚定团结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会为帝国主义及西方势力的打压和讹诈所吓倒，也不会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我们既要拿起和平的武器，同时也要拿起红色的武器，坚持坚决的斗争，准备随时以革命的武装战胜反革命的武装。我们要加强红色思想文化的宣传教育，增强红色文化的引领力、凝聚力、组织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