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持这样的座谈会、调查会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开得很生动活泼，像是在唠家常，有说有笑的。

　　毛泽东给大伙提的问题，都是实际生活中遇到的社会问题，切合实际。大家见他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也就无拘无束，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有时他们也向毛泽东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谈笑风生、旁征博引，能讲出许多道道来且通俗易懂。

　　毛泽东主持的几次座谈会，我都在边上旁听，有时还帮忙做些搬桌椅、挂黑板、倒开水等杂务。但就是不要我记录，毛泽东每次都是亲自记录，每场会下来都要记上好几张纸。

　　毛泽东很喜欢同群众接触，同三教九流交朋友。记得刚打下长汀城时，他就邀请过佃农、裁缝工人、老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流氓头子6种人来参加调查会，从各个侧面深入了解汀州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后来还在汀州召开工人座谈会，了解汀州的工业、手工业状况，了解社情民意。

　　1929年8月，为了粉碎敌三省“会剿”计划，红四军前委作出分兵决定，由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到与广东交界的梅县、蕉岭一带游击，在外线打击敌人；毛泽东率领两个纵队留在闽西，骚扰敌人，分兵发动群众。

　　毛泽东这时不在苏家坡，而是到永定的虎岗一带，一方面指导地方工作，一方面做些调查研究工作。部队留下两个连队也在虎岗一带活动，保护毛泽东。

　　大概是9月份下旬，红四军主力部队从梅县、蕉岭回师闽西，一举攻克上杭县城。

　　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几个人迅速收拾文件和行李，连夜从苏家坡翻山越岭赶路。在打下上杭的第三天，我们抵达县城。

　　一两天后，毛泽东也被担架抬着到了上杭。原来他在永定虎岗一带活动时不知得了什么病,全身浮肿蜡黄，肚子胀，看起来病得相当重。

　　在上杭，毛泽东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毛泽东、邓子恢和我们都住在楼上。

　　当时部队里没有医生，我们从上杭街上一个西药铺里请来医生。他看过之后说：“得的是疟疾，又泻又烧，持续不愈，时间一长，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便出现浮肿。”

　　他给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吃了很快就会好的。另外，他要我们给毛泽东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两斤牛肉来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当时驻扎上杭县城的红四军军纪严明，买卖公平，执行党的商业政策。因此商民安居乐业,商贸繁荣，鸡和牛肉都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

　　我们专门为毛泽东请了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一只鸡，烧两斤牛肉，烧得烂烂的，每顿饭都喝一碗牛肉汤。20天以后，在我们的悉心照顾下，毛泽东的病痊愈，身上的浮肿也消失了。

　　在毛泽东治病期间，在上杭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因为那时我已到地方工作，没参加这个会。会后红军主力又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们只好撤出上杭，回到苏家坡。

　　身体已完全恢复后的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走回苏家坡。毛泽东边说边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游哉悠哉的样子，而我们都要一溜小跑地跟在旁边。当时我们这群年轻人最爱跟着毛泽东行军，听他讲笑话，摆“龙门阵”，走一路笑一路。他说：

　　“我现在身体完全好了，吃得也多，拉屎就像牛拉屎，一拉一大堆。”惹得我们笑破了肚皮。

　　在苏家坡，我们住的房子有两层楼，中间有一个天井。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我的对面屋。

　　我看到毛泽东很用功，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每天都在读书看报。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毛泽东又喜欢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两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在我们驻地不远处有一条小溪和一座小桥。晚饭后，我们经常陪同毛泽东夫妇去那里散步，欣赏暮色中的田园风光和落日的霞晖。

　　小溪里有很多的小鱼，当地群众用油脂多的树柴点了火，用铁丝编的罩子罩着，鱼见了火就聚拢过来。此时用鱼网一捞，就能捞上几条，一个晚上就可以捞上两三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