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八军团随五军团，随五军团，翻过连绵起伏的五岭山脉，进入了湖南省通道县境。

　　这时，蒋介石已经觉察我军准备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在绥宁、武冈一带集结了二十万重兵，专等我军钻他的口袋。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赞同。十二月十五日，红军攻占贵州省东部的黎平县。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在政治局开会期间，部队进行休整，红军指战员们都放下心来睡了个从中央根据地出发以来难得碰到的好觉。

　　休整期间，罗荣桓听了上级传达黎平会议精神，知道中央已经采纳了毛泽东向贵州进军的建议，感到十分欣慰。在中央根据地，罗荣桓便听说，毛泽东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仍然时刻挂念着战争的形势。他曾就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多次提出很好的建议。但遗憾的是，这些建议都被李德等人拒绝。在李德的错误指导下，根据地日益收缩，结果是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虽然冲出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经大伤元气。此时如果再钻进敌人的包围圈，后果将不堪设想。自从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曾带领红军多次脱离险境；如今，部队又面临危急关头，毛泽东的建议终于被采纳，这难道不正是红军绝处逢生的一个转机吗?

　　几天来，罗荣桓同直属队的干部们一见面就谈毛泽东的建议。他对电台政委袁光说：“毛主席这个建议十分英明。现在蒋介石有两怕。一怕我们同二、六军团会合，二怕红军重新返回中央根据地。他把主力都摆在这两个方面，等着我们撞到他的网上去。可是，毛主席看透了他的五脏六腑，偏偏要打到贵州去。这一着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的。我军进入贵州，北可与川陕根据地的四方面军呼应，东可与二、六军团配合，四面都有回旋余地，战争的主动权又转回到我们手里了。”

　　罗荣桓一向沉静稳重，长征以来由于部队伤亡很大，心情不好，更是不苟言笑。但当他谈起毛泽东的建议时，却不禁爽朗地笑起来。周围的同志听他一讲，也都眉飞色舞，顿觉眼前豁然开朗。

　　十二月十八日，军委命令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任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又调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和政委黄逆则又调回一军团工作。后来这两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黄廷任一军团一师政委，在长征的最后一仗——直罗镇战斗中英勇牺牲，名垂青史；而周昆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当了一一五师参谋长后，竟携款潜逃，背离革命。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强渡乌江，攻克遵义。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方面的错误，会后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罗荣桓听取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时，他的眼睛不禁湿润了，一面听一面摘下眼镜用衣襟缓缓地擦着……这时，他的欣慰的心情更甚于在黎平的时候。在黎平，他还只是从中央采纳毛泽东建议这一件事上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转机。而在遵义，这一预感终于成为事实。罗荣桓从切身经验中得知，毛泽东重新走上红军的领导岗位，这就意味着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遵义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结束。但是，这次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戎马倥偬，不可能全面清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这一情况下，罗荣桓和当时许多受“左”倾冒险主义排挤的同志一样，要重新得到重视并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个过程。他在代理了很短时间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回总政治部任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