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日寇侵华，山河动摇，国难当头之时，一大批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政府要津、重要工厂，一大批教育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工商实业家西迁重庆，汇聚在今天的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土地上。

    当时，这片土地叫做沙磁文化区。抗战八年，这里拥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交通大学等22所高校和全国1/8的大学生以及众多学术科研机构，是抗战大后方的科教文化中心。郭沫若、巴金、冰心、徐悲鸿、李四光等许多名人在这里工作、教学和创作，丁肇中、周光召、朱光亚等一代精英在这里就学成长。

    这里，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所在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培育了红岩精神。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中心——沙磁文化区，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影响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产生了大量文化、艺术、科研精品，像擎起时代的火炬一样光芒四射，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鼓舞全国抗战士气，砥砺同胞忍受最大的艰苦，争取最后的胜利和民族的独立解放。

    今天，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历史关头，笔者追寻这些历史留下的印记，穿过沙坪坝数量繁帙的抗战历史遗迹、资料档案，回望历史，让世人重新感受和接触沙磁文化区那一段光耀千秋的烽火岁月。

    沙磁演讲激发抗战决心

    1938年，日寇相继占领武汉、广州，大片国土沦陷。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出路何在？1938年的大后方重庆弥漫着一股“亡国论”的气氛。这年12月下旬，由中共重庆大学支部和中央大学支部通过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为两校师生演讲，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抗战形势。周恩来的演讲题目是《第二期抗战的形势》，他在演讲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实的。”翌年1月，周恩来又到同样西迁至沙磁区的南开中学演讲，向师生们做了《抗战形势》的报告，分析战胜日寇的困难和有利条件，鼓励师生团结抗战、反对投降逆流。

    周恩来的演讲在文化区产生了热烈反响，为了更多地了解抗战形势，区内各校还邀请了邓颖超、冯玉祥、张治中、郭沫若、张伯苓、马寅初、陶行知、老舍、罗家伦、史良等众多军政要员、文化人士、社会贤达到校演讲。在重庆大学理学院礼堂，邓颖超讲到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问题，鼓励妇女参加抗日斗争。

    “1939年，文化区内形成了一次抗日演讲高潮。”沙坪坝区地方志专家张建中介绍，这些演讲涉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诸方面，比如有张伯苓的《斥汪兆铭和平论调》、马寅初的《战后经济问题》、邹韬奋的《研究学术与抗战的关系》等。张建中说，抗战时期，周恩来与一些著名人士的演讲和报告，在文化区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文艺作品激励大众抗战

    在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的沙坪坝区西永街道赖家桥老成渝公路旁，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四合院式的农舍——它就是抗战时期，郭沫若寓居重庆的地方。也是抗战大后方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直接影响和领导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进步文化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乡下办事处旧址。远离抗战硝烟70年之后，笔者再走进这座院子，扑面而来的依然是一帧帧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郭沫若、阳翰笙、沈雁冰、杜国庠、田汉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爱国文人把文艺当作抗敌武器，全心投入抗战洪流的历史画面。

    在沙磁文化区，郭沫若完成了《屈原》《高渐离》《棠棣之花》等历史剧的创作。巴金把他和茅盾创办的出版社“烽火社”迁来沙坪坝，办起了互生书店，出版了《烽火小丛书》《呐喊小丛书》等一系列抗战纪实文学作品。冰心、徐悲鸿、丰子恺、宗白华、臧克家、老舍等众多知名文学家、艺术家也创作了大量杰出作品。李四光、竺可桢、严济慈等科学工作者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家工作协会”，在抗战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为国家贡献了许多科研成果……

    采访中，张建中特地提到了常驻在沙磁文化区，由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孩子剧团。孩子剧团成立于1937年，1939年孩子剧团辗转到达重庆，住在离第三厅不远的陈家桥。在周恩来、郭沫若的关心、指导下，孩子剧团在重庆上演了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延安歌曲《农村曲》、歌舞剧《法西斯的丧钟响了》等大量抗战文艺节目，为抗战时期的抗日宣传和戏剧繁荣作出了贡献。

    文化交流争取国际援助

    与其他地区相比，战时的沙磁文化区集中了众多政府机关、大中学校、文化团体、新闻媒体，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国际宣传处的所在地，拥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现代媒体，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具有独特的区位、人才优势和良好的载体优势。生活和工作在沙磁文化区的文化名人也通过这一平台，广泛开展对外艺术交流，争取更多国际援助。

    长期从事沙磁文化研究的文化学者吴波讲述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百鸽图》赴美的故事：

    抗战期间，为争取美国尽快加入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国画教授的张书旂创作了一幅以花鸟为题材的巨幅中国工笔画《世界和平的信使》（国人称之为《百鸽图》，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这幅图创作于1940年的重庆沙坪坝，为躲避日军轰炸，张书旂是在沙坪坝松林坡防空洞里，前后费时两个月完成的，画面百羽翔集、栩栩如生，凸显憧憬和平的主题。画面完成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图幅右下角题了一首七绝。1941年，该图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刚刚第三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不久以后，罗斯福专门函令美国驻华大使代为致谢。

    救亡宣讲唤醒民众抗敌

    抗战时期的沙磁文化区聚集了全国1/8的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文化区各学校的师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利用寒假、暑假、周日，派出乡村宣讲团、服务团，深入乡村宣传抗日救亡。

    张建中告诉笔者，1937年冬，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组织了沙磁区第一个乡村宣传团赴各乡镇宣传抗敌，在20多天的时间里，行经川东八县，听众达5万多人。

    “从1937年到1940年，重庆大学师生共组织了4次乡村宣传团，师生们运用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发表演讲等形式，向民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罪行。”张建中说，南开中学的师生也在张伯苓校长的领导下，组织起了春假宣传队，他们于1938年4月10日出发，到江北县各乡镇、北碚一带以及沙坪坝的磁器口、小龙坎等地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发动老百姓抗日救亡保卫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