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确定了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对红军队伍进行了整编，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5军团、红1军团，共1.3万余人。将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游击师”。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1月31日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组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大军，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担任后方留守。

　　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在近千里的黄河防线上，修筑高碉、暗堡一千余个，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黄河东岸各城镇驻有重兵，构成阻抗红军向纵深发展的第二防线，并随时增援各个渡口。依托吕梁山区的山隘要道，构成阻击第三道防线。

　　1936年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阎锡山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驻守隰县的203旅增援石楼。2月25日，红一军团经一夜激战，敌独二旅三千余人全部被歼。增援石楼的203旅一营晋军，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15军团迎头痛击，敌官兵二百余人当场被俘。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溃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3月6日至8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