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31日上午来到北京育英学校，看望慰问师生，向全国广大少年儿童祝贺节日。

    新华社通稿介绍说：北京育英学校1948年创办于河北西柏坡，前身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小学校”。75年来，学校在老一辈革命家关心关怀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行学制创新，开展特色教育，引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华社的消息，让我想起了自己和老伴儿在育英学校度过的六年小学生活。（图片：育英学校上世纪的老校门。）

    1956年，七岁的我背着姥姥缝制的小书包，走进了位于西郊万寿路的北京育英学校。虽然学校每年都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但在当年，我并不很清楚其中的意义。直到长大了，懂事了，才真正明白了这段历史的不同凡响，明白了这所小学名气之盛的原因。今逢六一儿童节，习近平主席选择育英学校考察，原因不说自明。（图片：小学二年级的我）

    育英小学的前身叫“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11月成立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苏联十月革命爆发的11月７日为校庆日。

    1949年，学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领导，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校”。校名取自《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育英”二字。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同志时任育英小校第一届董事会主任，刘建勋为第一任校长。（图片：育英学校建校老照片）

    育英学校的学生有不少是烈士子弟，还有一些学生的家长是驻外使领馆人员，长年不在北京，故而当年的育英学校不得不采取寄宿制。学校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进城后，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干部及工作人员子女的上学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刚进城的中央政权不想把这些“公家的孩子”分遣到北京原有的小学读书（1949年的北京，中小学都是私立学校），便拨款按苏联海军学校的校区图纸，建起了这座占地一百八十亩，有着礼堂、图书阅览室、风雨操场等设施完善的新校舍。

    红色政权当年新建的类似性质的学校不止一所，育英学校是其中规模最大的。

    新中国初创时期，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孩子都曾在育英学校就读，副总理、元帅、将军、部长的子女，几乎每个班都有。还有一些孩子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她）们的家长是国外GCD的高层人士。（图片：五十年代育英学校平面图。）

    从学生的构成来说，育英学校既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也是一所不折不扣的干部子弟学校，但大多数学生并没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感，学校的思想品德教育还是非常到位的（育英学校的学生家长大都是中直系统的干部，不像军队干部的将校军衔，可以让孩子一目了然，这也是育英学校很少有学生比家长官衔大小的客观原因）。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既有副总理的孩子 ，也有普通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大家相处得都非常融洽，没有谁高谁低的感觉。

    当年的育英学校，真可谓一方净土，无论开国元勋的子女还是伙头马夫的孩子，在老师眼里，人人平等，有教无类。直到今天，每次校庆大家相聚在一起，还能感受到昔日浓浓的友情。（图片：十号院的育英校友大聚会）

    尽管如此，要是把当年的育英学校比做是变相的贵族学校，也不算为过。区别只在不是以血统、以钱划线，而是以权划线。每到星期六下午，校门口停满了各机关大院来接孩子的大轿车，那情景在五十年代的北京是极罕见的。

    接孩子时，家长不来（当年也是不允许家长开小轿车来接学生的），都是各机关工作人员拿着盖了公章的名单交到学校教务处，经审查无误，再交广播室用大喇叭点名。准备回家的孩子都坐在教室里等待，听到叫自己的名字，便结伴跑到校门口集合上车（图片：上世纪育英学校的大礼堂）

    前几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毛主席当年是不赞同建这种学校的。1952年曾有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周总理也早在1951年就对育英小学做了“要艰苦朴素，不要搞特殊化”的指示。育英学校后来象征性地招收了一些四季青公社的农民子弟和附近居民的孩子，恐怕也是因为主席的批评和总理的告诫吧。（图片：1952年国庆天安门城楼，女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除了主席和总理，刘少奇在1954年也曾对育英学校做过明确的指示：“你们的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但真正的要看得出来还在十年或十五年以后，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去表现如何。”（图片：刘少奇在育英学校和校长、学生合影）

    除此之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杨尚昆、彭真、徐向前、王震、薄一波、陆定一等都曾为育英学校题词勉励。（图片：杨尚昆接见育英学校干部）

    “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儿童！”今天，总书记勉励全国少年儿童的二十四字，也充分体现在了育英学校七十多年的成长史中。

    回顾历史，北京育英学校的校址原是一处国民党军队遗留的旧兵营。学校刚从西柏坡迁来时，校区内杂草丛生，壕沟纵横，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遗留的痕迹。到我们上学的时候，学校已经建设得非常漂亮了。

    为了不忘过去，建校时留了一个钢筋水泥的大碉堡（也有另一种说法，碉堡建的太坚固了，当年无法拆除）。人们在碉堡上修建了一个很雅致的中式亭子，亭子旁堆起土山，山上林木青翠，绿叶摇风。山下有小动物园，饲养了猴子、孔雀、梅花鹿、火鸡和上百只五颜六色的小鸟，那是我们最喜欢玩耍的去处。记得当年我和小朋友还曾砸开碉堡的门锁，好奇地钻了进去，除了阴森潮湿，碉堡里什么都没有。（图片：学生在劳动中）

    我和老伴儿上学的年代，一进校门就能看见一座高大突兀的影壁，上面镌刻着朱德元帅1953年为育英小校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斗”。 （图片：朱德题字的育英学校影壁）

    绕过影壁是一大片草坪，草坪西北角的大礼堂前，有一座造型优美的喷水池。喷水池呈圆形，里面的假山石都是地道的太湖石。大礼堂分上下两层，所有的坐椅都是可折起的沙发椅，这在当年也应该算是非常高档了。（图片：朱德题字。）

    学校分教学区、宿舍区、操场区等若干部分。教学区按年级分东中西三个小院，封闭的东小院是一、二年级的课间活动场所，方砖漫地，有转椅、跷跷板等简单的活动器械。那时有这么一首顺口溜：“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瓷碗，一打一个眼”。低年级的东小院之所以封闭，也许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图片：劳动锻炼中的育英学生们。）

    相比之下，西小院有些简陋，那是高年级的课间活动区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体育器械。

    面积最大，活动器械最多的是中小院，除了单双杠、爬杆、滑梯、秋千、云梯以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游戏当属转伞。所谓的转伞，不过是一种极简陋的游乐器械。一根碗口般粗、三四米长的铁柱子竖在地上，顶部用轴承连接了一个直径约1.5米的伞状的铁盖子。从铁盖子外沿垂下六七条很粗的绳子，绳子下端挽成一个圈。

    玩的时候，孩子们先要把自己的左腿伸进圈里，然后将绳圈紧紧地套住悬空的大腿，右条腿则似金鸡独立般站好，双手牢牢抓住绳子。在“一二三，开始”的呼喊声中，孩子们逆时针单腿蹦跳起来，并利用惯性右脚使劲蹬地。随着转扇旋转速度的加快，人便飞了起来。六七个孩子你追我赶，上下跳跃，煞是壮观，谁要是被后面的孩子抓住，谁就下去让排队等候的孩子接着玩。（图片：学生在中小院做游戏。）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转伞不仅简陋，且有相当的危险性，即便今天还有这种器械，恐怕家长们也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去玩。但那时的我们却非常钟情于这种游戏，太刺激了。每当下课铃声响起，会有许多孩子飞奔着去抢转伞，抢到的兴高采烈，没抢到的也立刻有秩序地排起队，大家争分夺秒，谁都不愿浪费短短的课间十分钟。（图片：育英学校学生考试中）

    学校北半部有个大操场，平时课间不让学生去。在儿时的记忆里，那个操场非常大，有一个周边配着二百米跑道的小足球场，还有几个篮球场和若干活动区，各种体育器械一应俱全，几个班同时上体育课也不显拥挤。那时，我们每周要上两节体育课，再加上课外的体育活动，还真是把三个体育教师忙活的不亦乐乎，不像现在的学校，只看重升学率，恨不得把体育课都砍掉。

    冬天来了，学校开展从北京到莫斯科的象征性长跑。教室的墙上挂了一张图表，纵向是学生的名字，横向是日期。我们每天把跑步的米数填入其中，最后叠加全班的里程总数，看看在一个冬天里，是否能从北京“跑到”莫斯科。

    我们每周有两节体育课，再加上课外体育活动，还真是把三个体育老师忙活的不亦乐乎。踢足球是所有男孩子最喜欢的运动，我上六年级时还是校队的守门员呢。在和外校球队比赛时，足球场外一定会挤满加油助威的学生。（图片：打扫卫生的学生）

    大多数中国人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了解棒（垒）球运动，而在我上学时，垒球已是育英小学体育课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了。一堂垒球课下来，孩子们不但滚得满身是土，有时还不免擦破皮，甚至流那么一点点血。谁都不在乎这点擦伤，自己跑到校医室，让校医涂点红药水就完了。只可惜小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接触过垒球，不是我不喜欢，是没地方玩。回想起来，我现在的那点棒垒球知识，几乎全是上小学时学到的。

    操场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果园，还有一座在当年中小学里极罕见的体育馆。体育馆里木板铺地，有一个标准篮球场，每当刮风下雨，我们的体育课便在这里上。

    学校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能容纳几百人的阅览室里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和小人书。高年级的孩子可以办张借书证，小一点的孩子就只能在阅览室里看连环画了。（图片：主席和孩子们）

    育英学校当年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一条宽约两米，总长度超过千米的全封闭风雨长廊。长廊将学校的教室、礼堂、办公楼、体育馆、游艺室、食堂、学生宿舍全部连接起来。不论是夏天的雷雨冰雹还是冬天刮风下雪，学校的教学活动和学生们的生活起居，因为有风雨走廊的庇佑，都不会受到影响。

    教学区的长廊里挂满了中外名人的画像和简介，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和语录外，更多的是祖冲之、李时珍、张衡、毕升、李四光、爱因斯坦、伽俐略、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等许多科学家的画像和他们的格言。李白、杜甫、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的肖像也赫然在列。

    此外，音乐教室里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冼星海、聂耳等人的画像，图画教室里有齐白石、徐悲鸿、列宾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图片：育英学校的风雨走廊）

    说到音乐课，我们这些老毕业生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形象：消瘦的个子，卷曲的头发，时髦的连衣裙，一副金丝眼镜，不仅穿戴，连谈吐气质都与其他朴素的老师们有着鲜明的反差。她就是我们的音乐汪老师，据说曾获全国钢琴比赛第二名。

    上汪老师的音乐课很特别，学生们先要在教室门口排好队，然后再随着汪老师弹奏的优美旋律，踏着节拍走进课堂，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刚上小学时，我们学的是五线谱，汪老师把“豆芽菜”画在黑板上，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小节、半音等音乐术语，还时常会在教学中弹一曲舒缓的音乐，让孩子们伏在课桌上静静地欣赏。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育英小学，已经开始在观念上与世界“接轨”，在许多教学细节上也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也是我们格外怀念她的原因之一，不因她身份的特殊，而在于她曾经的传统，独特的魅力。（图片：课外活动）

    育英小学有一件最引以为自豪的“宝贝”：挂在教学楼门厅里的毛主席“好好学习”的题字原件，那是1952年，毛主席的小女儿李纳（当年她也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向自己的父亲为学校专门讨要来的。一位老校长曾说：“毛主席、朱总司令为我校题过词，胡耀邦总书记为我校题写过校名，两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杨尚昆在家中接见过校领导和老师，在中国，还能找出第二个像育英这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吗？”

    回首往事，我们经历了当年一般孩子不曾经历过的幸福时光，享受了当年一般孩子不曾有过的良好教育，我们应该很知足了。

    但我们仍在念念不忘，不忘我们的校园，不忘我们幼时的顽皮，不忘我们见面都已叫不出名字的伙伴，更不忘我们的老师。

    今天的育英已经是一所融入平民百姓之中的普通学校，曾经罩在她头上的神秘光环也已经消失。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地看待我们心中的育英，既不能将她完全等同于现今人们印象中的贵族学校，也不能过分夸耀她曾经的价值。

    育英小学的住校生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铃响起床，排队吃饭，集体扫院子清理卫生，按统一的时间出早操。我是走读生，要相对自由一些。

    我刚上学时，育英学校还没有安装电铃，上下课的信号是一位老爷爷手中的那只大大的铜铃。“当啷，当啷……”那清脆的铜铃声回荡在长长的风雨走廊里，时而魔术般地将寂静的校园变得热闹无比，时而又将院子里嘈杂的嘻笑声变成琅琅的读书声。

    每天下午，当最后一遍下课铃声响起时，一群群孩子便蜂拥着跑向学校的大操场，跑向后山的小动物园。住校生不玩到吃晚饭不收手，而我们这些走读生也常常是在老师的不断催促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校园。（图片：育英学校校名的寓意。）

    除了玩，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以当年的条件论，育英小学的图书馆颇具规模，能容纳上百人的阅览室里，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和小人书。高年级的孩子可以办张借书证，小一点的孩子就只能在阅览室里看连环画了。

    父母当年很少给我买小人书，可我却没少看小人书和连环画。高年级后看的书就更多了，除了现在孩子们熟知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外，一些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图书，如《卓娅和舒拉》、《铁木尔和他的伙伴》、《洋葱头历险记》、《小布头奇遇记》等，现在的孩子恐怕根本没有听说过。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大部头”外国小说，就是从图书馆借来的《雾都孤儿》。（图片：小学生们的阅读）

    育英小学的管理非常严格，别看学生都是中央和各部委的孩子，老师管教起来毫不手软。记得我们班有个姓关的同学，平时就不怎么听老师的话，课堂纪律很差。好像是在上三年级的时候吧，记不清是因为什么事，关又把老师惹恼了。在百般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老师硬是让班里的男生把他拖到中小院，绑在了一棵树上，任他又哭又喊也不理会。关虽调皮，却极聪明。也许是受他的身为笔杆子的父亲的影响，在刚升入六年级时，老师出作文题：《我是祖国未来的……》，关居然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在全年级引发轰动。（图片：育英学校1949年迁入北平时的师生合影。）

    在我的记忆中，有个老师的形象总也挥之不去，她就是从1948年起在学校任教的元勋级别的教师，我的班主任朱凡。我对她最深的印象，不是课堂上潇洒的身影，也不是领着我们去春游的快乐，而是水龙头下为我洗手的景象。那印象太深了，以致一想起朱凡老师，就想起满池子的肥皂泡，想起老师温柔的大手。

    我在学校既不算好学生，也不算差学生。小学二年级，我是班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员，但一直到六年级，我的胳膊上也只是一道杠。我还记得班里的几个大队级、中队级干部的名字，也还记得一些同学的名字。如今，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又把我们中的一些人再次联系到一起。只可惜，有一些东西，年幼时我们无法懂得，当我们觉得要珍惜时却已不再年轻。

    现在，我的育英小学已不复存在。上世纪末，老校区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现代化的教学楼。1998年11月7日，在育英小学迎来她五十岁生日那天，在离开小学三十六年后，我第一次重返校园。虽然我见到了幼时的伙伴，见到了白发苍苍的班主任，但那已不是我所熟悉的育英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