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商洛地区的老红军、老同志在回忆中提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继续长征，从长安县的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向陕北进发，一路上唱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曲调与建国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旋律极其相近。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也抵达陕北，中革军委派贾拓夫到红十五军团驻地，送来了《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等文件，这时程坦担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他当晚就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逐条逐句地斟酌，又一次修改了原来所编写的歌词，并与刘华清一起，一遍又一遍的试唱和调整，第二天一大早，就将修改好的歌词送到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的手中。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今陕西省富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据说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听到最后，激动得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刘华清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红十五军团很是出了点风头。这似乎是这首歌传布到红十五军团以外的红军部队的开始。

    从目前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可以归结出如下几条结论：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工农红军，虽然相互隔绝，信息很不通畅，但肯定都会产生有关纪律的规定，内容大同小异，有的还可能形成纪律歌，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必然要施行的措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也不会例外。

    2、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苏区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最为全面完整的红军纪律规定，是一个重要文件，但不是歌词。

    3、目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作为歌曲，可以说发源于或产生于红二十五军时期，成熟于1935年末的红十五军团时期，定型于建国后的1957年。

    4、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看出，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非常重视理想、信念和作风等教育工作，非常重视思想和文化等建设工作，是一支政治素质相当高的人民军队，这与他们的领导人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以及郑位三、郭述申等人的坚强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5、程坦应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的原创编写者，也应该是教唱和推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第一人。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情节。1935年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不久，编入红一方面军，11月，中革军委先后派中央红军的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朝鲜族）等一批军政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政治工作，他们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编作情况也是了解的。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主要是曾在红十五军团工作过的中央红军的这些人士仗义执言，多次吁请澄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编作的真实情况，反倒是程坦每次都拒绝了他们的吁请。

    重温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战斗历程
    ——穿越80年的军歌仍有余音——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从此开始。（摘自红二十五军战史122页）

    至2014年11月16日，整整过去了80周年，缅怀这段艰苦卓绝的胜利长征，我们后人应该加以纪念。

    1934年11月11日，在河南省光山县的花山寨，举行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决定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参加会议的有省委书记徐宝珊和省委常委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程子华没有参加会议，而是由郑位三向他传达了会议精神。

    会议中，徐海东提出由程子华担任军长，他任副军长，会议同意了他的建议。省委会议最后决定，程子华为军长，徐海东由军长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军政委。同时增补程子华为省委常委，省委常委高敬亭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红二十八军坚持斗争。程子华表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交待，他到大别山后担任红二十五军参谋长，因此他不能担任军长一职，但在省委命令下，他服从了会议决定。

    会后，红二十五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准备，要求截止到11月15日必须完成。首先将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领导的地方武装（大约有三个多团）补充到红二十五军；然后精简整编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四个团，共约3000多人，战士中不少是15岁左右的娃娃；军长程子华，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军部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经理部、军医院和直属分队等；向部队进行“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实行轻装，减少辎重，安置伤病员，准备干粮、草鞋等。16日出发时，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想象一下，长征开始前后，在红二十五军行进的队列中，肯定飘扬着各种歌声，其中就可能有《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1932年至1934年的鄂东北道，包括河南省的罗山县、光山县、经扶县（现新县）和湖北省的麻城县、黄安县（现红安县）、礼山县（现大悟县）等地区，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领导机关全部人员只有大约二十多人，党、政、军一体化，书记是郑位三，秘书长是程坦，刘华清任宣传科长。下辖三个独立团、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小队。

    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为了对独立团和游击队进行政治、军事和文化的教育，经常举办培训班，以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除了完成本地区的打仗、筹款和巩固红色政权等主要任务外，还能支援主力部队红二十五军，配合作战，补充兵源，支援钱款和粮草等。

    程坦作为道委秘书长，对部队进行政治纪律教育，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为此，他必须经常去这几个独立团讲课，内容包括文化、政治和纪律等。独立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数来自农民，纪律涣散是其突出问题，违犯群众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对干部战士进行纪律教育，是程坦工作内容的重中之重。

    大约是1934年7、8月间，程子华受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之命，离开江西瑞金，奔赴大别山区寻找红二十五军。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按照周恩来的安排，他从瑞金出发，经过汕头、上海、武汉、信阳，于8月28日抵达经扶县的卡房，与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领导人员会面，并在道委机关驻地住了约40天左右。程子华向郑位三传达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建议红二十五军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开展斗争，比如桐柏山地区。这时红二十五军正在安徽省境内活动，郑位三即刻派人去安徽寻找红二十五军，建议红二十五军尽快到鄂东北道来听取中央指示。

    在等待红二十五军的时间里，程子华向郑位三等人介绍了中央苏区的一些情况，包括中革军委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的具体内容。这引起了程坦的关注，因为这段时期他正在对独立团进行纪律教育，程子华介绍的内容对程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他而言，很有启发。

    如何对独立团进行纪律教育最有效，一直是程坦考虑的重要问题，郑位三也对纪律教育多次提出要求。程坦考虑，干部战士多数文化水平比较低，不少人不识字，只对他们讲纪律条文，显得生涩，不活泼，不生动，战士们记不住，如果将纪律条文编成歌曲向战士们教唱，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程子华又口头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可以作为重要参考。他的想法得到程子华、郑位三、刘华清等人的支持，于是他只用几天时间，借用《土地革命歌》的唱腔，编写出了每句九个字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只需对其唱腔稍加调整，加强其节奏感，使之适合在行进中歌唱。程坦将新编写的这首纪律歌拿到独立团教唱，效果不错，受到干部战士们的欢迎。就这样，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纪律歌》产生了，只是歌名前面加了“红色军人”四个字，歌名就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时间大约在1934年10月。

    1934年10月2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决定红军的正规部队和各游击司令部，在11月1日至7日，都要参加纪念周的活动，检阅部队，以此推动部队的政治学习。省委决定纪念周活动的中心会场设在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乡天台山的刘家湾，这是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的驻地。

    程坦是这次纪念活动周的指挥。红二十五军主力很难在短时间内抵达刘家湾，因此受阅部队只能是鄂东北道独立团。独立团在歌咏表演和接受检阅时，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曲高亢、激昂、节奏感强，唱出了军人的威风，在场的省委领导和红军将士立即被吸引。当独立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踏着整齐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通过主席台时，博得围观群众一片喝彩，省委领导也大为赞赏。这是这首歌在公众场合的第一次亮相。从此，这首歌曲逐渐传唱开来。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这个时期歌词的有力证据。

    程坦跟随红二十五军长征，任军政治部秘书长。中共鄂东北道的三个独立团及游击队，大部分编入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但有一个团约1000多名指战员，在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留守，这1000多名红军将士，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新四军第四师和第五师的最初的基干力量之一，这是后话。

    红二十五军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通过桐柏山，恶战独树镇，进入伏牛山区，于1934年12月8日在豫陕交界处的铁索关击溃陕西省守关民团后，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议立即将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省委委员不变。会议中突遭敌六十师奔袭，徐海东率领部队对敌予以猛烈冲击，将敌击退，激战中身负重伤；后敌增援部队赶到，并再次进攻，战斗中程子华也身负重伤；指战员在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经过二十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打垮， 但红军伤亡也很大。  

    1934年12月11日，红二十五军在雒南县蔡家川进行整编，将四个团编为三个团，军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省委秘书长郑位三改任军政治部主任。这时程坦仍然担任军政治部的秘书长。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二天门举行了第二十次常委会，总结入陕两个多月的斗争情况，分析形势，并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界地区单独创建根据地的问题，进行了一场重要的思想斗争。会后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司令部，特委书记郭述申（后为戴季英、郑位三），游击司令为陈先瑞。

    1935年4月，中共鄂豫陕省委乘反围剿胜利的时机，在蓝田葛牌镇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改选了省委，新的省委由十一人组成，常委是：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委员是：程子华、戴季英、陈先瑞、张希才；后来又增选了郑位三、郭述申；省委书记徐宝珊，副书记吴焕先。入陕五个月，红二十五军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武装2000多人。建立了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中共豫陕两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发展了一批党员，先后成立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两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鄂豫陕省委为了充实和加强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和加强连队指导员的工作，大力训练军事干部，充实和加强军事部门的工作，全面建设部队，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严格的纪律，发扬干部战士的创造性、积极性，特别是加强新战士的训练，提高新战士的战斗能力。1935年5月4日，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商县（今丹凤县）的龙驹寨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整训，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反“围剿”的政治动员，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步兵基础科目训练和单兵到排进攻的战术训练，举行了连进攻的示范演习。与此同时，还结合总结工作来整顿党支部，检查领导作风并提出改进措施，进一步加强连队和机关建设。

    这时的红二十五军，部队得以休养生息，人员迅速扩大，但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和作风纪律教育就成为很重要的工作。程坦就在整训期间，对他编写和教唱过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了修改，安排到每个连队学唱。歌中有如下词句：

    红色战士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
    第一实行民主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
    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
    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到处厕所要挖好，不准随随便便拉屎尿;
    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门板要上好，上好门板一律捆稻草;
    屋里屋外赃物要打扫，免得群众心里遭烦恼。
    （摘自2006年8月19日商洛日报头版）

    开始长征以来，程坦根据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领导以及郑位三、郭述申等人的的讲话和指示以及“什么是红军”等文件和标语的内容，不断对《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修改，到1935年5月，终于形成了上述歌词，算是一个小的成果。

    文革后，不少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包括在乡老红军和流散老红军）回忆，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继续长征，从长安县的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向陕北进发，一路上唱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曲调与建国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旋律极其相近。

    1935年5月9日，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陕南的龙驹寨。省委书记一职由吴焕先代理。

    1935年7月15日，在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的主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会议，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会和陕甘红军，发展与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并决定合并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留下来的部队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1935年7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西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

    1935年7约2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留坝的江口镇，击溃该地民团，省委和军领导决定在江口镇休整两天，进行整编。这时全军共约4000余人。

    1935年8月14日，红二十五军威逼甘肃省的静宁县城，开始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共截断十八天，主动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

    1935年8月21日，在泾川县以西，徒徙汭何，渡河刚过一半，山洪突涨，就在此时敌三十五师一0四旅二0八团一千余人（马步芳部的回民骑兵）突然袭来，经过激战，全歼了该部马匪，击毙匪团长马开基，但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省委临时商定，由于程子华负伤未愈，军政委和省委书记均由徐海东兼任。

    1935年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合水县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等，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军政治部主任。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县（现志丹县）永宁山，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的永坪镇。至此，胜利完成长征，成为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北上行动。这时全军总共有3400多人。

    1935年9月16日，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达永坪镇，三个军胜利会师。9月17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撤销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四周年。

    会后，在中共中央西北代表团和中共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共约7000多人。这时程坦担任军团政治部秘书长，并兼任群工部副部长，刘华清担任政治部宣传科长。

    1935年9月28日和10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劳山和鄜县（现富县）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红十五军团组建以来的两场较大的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五千五百多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时间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多有发生，对新兵进行革命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革军委还派贾拓夫给红十五军团送来了《告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等文件。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大喜过望，于是根据《布告》内容，再次修改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曲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节拍，共同反复吟唱，反复修改，第二天一早，就将修改好的歌词送到郭述申的手中，经郭述申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另一说为《红星报》），当时的歌名还是《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并且还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现陕西省富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据说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听到最后，激动得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刘华清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红十五军团很是出了点风头。这似乎是这首歌传播到红十五军团以外的红军部队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