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巾帼英雄”纪念邮册。在这部红色经典中，有一位耀人眼目的山西籍巾帼英雄。她就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大革命时期的中共老党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王亦侠。

    王亦侠戎马一生，谱写过许多传奇的革命故事。她从小便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她十八岁在太原女师毕业后，担任临汾女子高小校长和女子师范学校主任；为了寻求救国道路，她甘愿舍弃富足安定的生活，选择了颠沛流离、贫困交加的革命生涯；大革命时期，她投笔从戎，怀抱婴儿报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女生队，在数千报考者中成绩突出，名列前茅，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女兵；二十世纪30年代，她受命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山西省临汾县中共党组织，建立起开辟党支部（实为县委）并担任书记，成为山西省最早的中共女县委书记之一；在民族危难时刻，她主动请缨组建抗日武装，并亲临前线指挥游击队同日寇进行浴血奋战。她智勇双全，指挥有方，胜仗连连，令日寇闻风丧胆，被当地群众称为“咱们的女司令”。

    但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王亦侠是位高风亮节，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对自己非常低调的人。她一生淡泊名利，很少和同志甚至子女们谈论自己的功劳，始终默默无闻地为革命奉献至终身。这就是王亦侠品德风格的最大亮点。她不愧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人。

    王亦侠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她的一些革命传奇故事却鲜为人知。我以为，对待这样一位功绩卓著的革命家，现代史上的一位可敬的巾帼英雄，是不应该被历史所遗忘的。作为后人，将她的革命事迹尽可能地记录下来，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收集了有关王亦侠的一些文献和资料，写成了这篇《汾河侠女》传记文章。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恳请王亦侠的老战友们和了解她的亲友予以指正！

    封建制度的小叛女

    王亦侠，又名王英如，1903年9月18日出生在山西省临汾市土门村（镇）。她的父亲王方儀是清朝光绪年间最后一批科举秀才。他天资聪慧，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早年以教书和种地为生，但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于是去河南省济源县，投奔了一位同乡，并在同乡开的一家粮店当伙计。东家见他能写会算，人又勤快，不到一年时间就提升他为粮店的大掌柜。数年后，当他积攒了一些钱财便回到家乡。先是在汾河以西的田村购买了400多亩人称“茅卢沟”的荒地，他带领乡亲在此开荒、打井、修渠、种地。为了抵制中间商人从中盘剥农民，他与人合伙，在临汾城开办了一个小型面粉厂和一个轧花厂，直接收购农民的粮食和棉花进行加工。不久，便成为当地小有影响的地主兼资本家。后来，由于直隶军阀混战，交通运输阻断，致使脆弱的工厂倒闭破产。悲愤之中，他离家出走，在陕西华山当了道士，道号为“懒道士”，也曾对我国的道教事业做出一些贡献，直到解放后才回到临汾土门家乡，于五十年代病逝。

    王方儀具有一定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在父亲的影响下，英如从孩童时期起，就对封建制度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叛逆心理。

    比如：20世纪初清朝末期，在封建传统和习俗很强的山西农村，女孩从小就必须缠足，否则就视为有伤风化，甚至大逆不道。长大后，不仅会因此找不到婆家，还要连累全家倍受歧视。为此，英如刚到四、五岁时，奶奶和母亲就背着父亲给她缠上了足。英如从小性格倔强刚烈，是个不甘逆来顺受的女孩子。她对缠足之事极为反感，时常背着奶奶和母亲到河边，让要好的女伴为她看风放哨，自己解开裹脚布，将滚烫的双足晾在石头上，以此抗拒残害女孩的封建恶俗。不久，在河南经商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寄回来一封家书，信上警告说：“如果你们给英如裹了脚，我就用斧子把她的两只脚剁掉！”奶奶和母亲深知她父亲的刚烈秉性，吓得立刻把英如的脚给放了，缠足之事中终以失败告终。英如常说：“我很感激父亲，如果裹了小脚，我的命运就同大多数女孩一样凄凉，后来也无法求学深造，走上革命之路，更不能带兵打仗了。”

    父亲主张“男女平权”的思想对英如也有较大的影响。她自幼常听父亲说：“我绝不会用金银财宝给我家的女孩做嫁妆。我陪送她的是学问，供她读书，让她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英如虽有两个弟弟，但父亲并不重男轻女，反而对长女英如疼爱有加。他常自豪地对人说：“我家女孩绝不比男孩差。英如将来能成为一个女中豪杰！”为此，他很重视对英如的教育和培养。英如六岁那年，父亲便请村里的教书先生教她学方块字。因年纪小，有时难免贪玩。此时母亲便在一旁大吼一声：“不好好学字，就把她的脚再给裹上！”缠足成了她的“紧箍咒”。为了不缠足，英如只得认真学习。常此以往，逐渐养成了她喜欢读书的好习惯。

    父亲是一位无神论者，这对英如影响也很深。英如的奶奶和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每天烧香念佛，父亲对此很不以为然。出于对祖母的尊重，他虽不加以干涉，但当奶奶拜佛时，父亲就常把孩子们叫在一旁，悄悄给他们讲些不怕神鬼的故事，讲凡人信神鬼闹出的诸多笑话，以此告诫孩子不要迷信。在父亲的影响下，英如原本就不大牢靠的迷信思想逐步消失，最终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

    英如8岁那年，父亲将她送入临汾城里一所“刘氏私立女子小学”读书。在清朝末期封建统治年代，开办女子学校是需要很大勇气的，送女孩上学更被看成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但父亲就是不怕邪，毅然将英如送进了这所女学堂。当时学的无非是些“国文”、“修身”之类课程，但学校的集体生活，让英如接触了更多的人和事，增长了不少见识，感到很新鲜兴奋。遗憾的是，她只上了三个多月的学，便被领回了家。当时传说是“革命党来了”，“城门被封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那次伟大的变革，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推翻满清朝廷的辛亥革命 。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给了妇女解放更大的支持。不久，英如又进入“临汾女子小学”读书，并以优秀的成绩毕业。

    舍弃荣华富贵  寻求救国真理
 
    英如14岁考入山西省立太原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以北京学生为先锋，发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不久，“五四”运动也波及到了山西。英如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同时也受到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从此，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几乎每天都要到学校的阅报亭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也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激起她对封建制度更深刻的痛恨。她一心向往建立一个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经常在同学离开以后，阅报亭里最后留下的，是一个比她年龄稍长的女同学。她就是山西著名的女革命家刘亚雄同志。她们经常一起探讨革命道理，成为一对好朋友。后来，两人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在女师的同学中，还有石萍梅女士。她毕业后与山西的革命先驱、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高君宇同志并肩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爱情，并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至今，北京陶然亭公园里还矗立着他们的墓碑，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瞻仰。

    太原女师毕业后，许多女学生都向往考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当时的山西省旧政府规定，不准许山西的大学招收女生。这项对女性歧视性规定，激怒了山西的女学生。太原女师的30多名毕业生联名上书省政府，要求准许女生报考山西的大学。但她们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这次斗争的失败，让英如和同学们深感气愤和失望，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封建旧制度的痛恨。

    升学不成，英如无奈地回到了临汾。由于她的学识才华过人，不久便被聘任为“临汾女子高等小学”的校长和“女师附小”的主任。在那个年代，一个18岁的女孩子能得到这份受人尊敬、收入丰厚、生活安逸的工作和职务，是令许多人羡慕之极的事情。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她立志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和决心。她决心冲破封建势力的束缚，舍弃富贵荣华，继续求学深造，追求救国的真理，为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奋斗终生身。

    1923年，她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考入了“北京世界语学校”。后来，有人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报考这所学校呢？”英如说：“我当时年轻，思想还比较幼稚单纯，脑子里就想着一句话：‘世界大同’。因为这是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一种崇高的理想境界。我天真地以为，世界各国的人都学会世界语，语言通了世界就可以大同了”。

    英如的求知欲望很强烈。除了主修世界语外，还经常去北京大学、北京女师大等高等学府旁听知名教授的讲课。她最崇敬的是鲁迅先生，凡听说先生讲课就去听。因此，在她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鲁迅先生的思想对她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在世界语学校，她结识了比她高一年级的张稼夫。他是山西省农业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曾担任过农专学生会主席。在山西求学期间，张稼夫曾结识了山西早期的革命家王振翼、贺昌、李毓堂、王嬴等人，并与贺昌、王振翼等集资办了个“晋华书社”，推销进步书籍，宣传革命理论和思想。他自己也办了个“真理之社”，募捐和收集进步报刊书籍供同学阅读。他曾组织过学校的同学积极声援“五四”爱国运动。1921年4月，张稼夫成为山西省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

20年代初在北京

    张稼夫是个穷书生，两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差距较大。但由于两人志同道合，理想和追求一致，经过自由恋爱，他们于1924年结为终身革命伴侣。在当今看来，“自由恋爱”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并有《婚姻法》作为保障。但上世纪20年代，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必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压力。但他们顶住了压力，再次成为向封建势力挑战的叛逆者。

    两人结婚后不久，由于直奉军阀战争波及到英如的家乡，她父亲经营的脆弱民族工业破产了。他们不仅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撑，连此前英如所有的积蓄也全用尽，一时生活水平骤然降到了北京市民的最底层。英如生孩子坐月子期间，仅靠典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换回些玉米面吃。有时遇上当铺关门，他们只得整天忍饥挨饿。这对于一个产妇和嗷嗷待哺的婴儿来说是相当可悲的处境了。但是，贫困的生活不仅没有压跨他们，反而更加坚定了打破旧制度的决心。

    他们在此期间，北京曾发生过一些事件，如北洋军阀政府曹锟贿选事件。王英如支持张稼夫参加了学生“敢死队”，进行反对贿选的活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倒戈，曹锟下野，宣统皇帝被驱除出紫禁城。后来学生“敢死队”被胡景翼（老牺盟会员）的国民二军收编为学生队，列为营级编制。张稼夫被任命为上校政治教官兼军需职务。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学生队曾为孙中山先生担任护卫队，受到孙先生的称赞。

    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血腥镇压北京进步青年，残酷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这激起进步青年的无比愤慨。许多进步学生对反动军阀政府彻底绝望了，纷纷离开北京，去寻找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

     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
 
    1926年10月，北伐革命军攻克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王英如、张稼夫夫妇从南方朋友处得到消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首次招收女兵。王英如心情很激动，一心前去报考，和丈夫一起去武汉投奔革命。张稼夫还有一些事务有待处理，暂留北平。王英如担心贻误了报考军校的日期，决定自己带着孩子先行南下。当时，南下的火车异常拥挤，车门被堵塞得水泄不通。王英如硬是抱着孩子从车窗爬进了车厢。然后，又从天津改乘轮船去武汉。这一路的颠沛之苦是可想而知。但在革命激情的驱动下，王英如热血沸腾，天不怕地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她投奔革命的决心。

    《一位年轻妈妈抱着孩子报考中央军校》的报道，成为当时轰动武汉三镇的一条热门新闻。大街小巷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表示敬佩，有人表示惊讶，也有人觉得不可理喻，更有甚者发出不堪入耳的讥笑和辱骂。王英如当时根本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新闻人物“了，一心为报考军校而奔波忙碌。

    报考军校的年轻女子多达两、三千人，仅湖南长沙报名人数就有千人之多。原来女生队招生广告的录取名额只有40名，但由于报名人数太多，不得不增加名额。

    军校考试纪律非常严格，有作弊者当场取消考试资格。考试的内容也比较难，初试的科目有：三民主义、国文、数学、中外史地、博物、理化；复试的科目有：国文、政治常识以及体检。报考军校时，王英如已正式更名为王亦侠。初试的结果连她自己也没料到，竟然位居榜上前十名之内。再经复试，终被军校正式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为革命军中的一名女战士。在军校录取的183名女生中，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学员，是山西的骄傲！

    军校考上了，但总不能抱着孩子入学吧？孩子的父亲张稼夫此时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了教官，工作也十分繁忙。于是有人给她出主意说，武汉有个天主教堂可以收孩子。当她抱着孩子去教堂时，神父对她说：“孩子我们可以收下，但以后这孩子就不属于你们而属于上帝了。”听罢此言，王亦侠抱着孩子扭头就走，心想，哪有这等荒唐的事情！父母参加了革命军，却把孩子送给了上帝？无奈之下，她只得将孩子寄养在一位贫苦的洋车夫家中，然后便去军校报到。

    军校校址设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报到那天热闹非凡，除学员外，更多的是前来看热闹的市民。报到的女学员穿着打扮真是五花八门：有旗袍，洋装，学生装和普通女装，五彩缤纷，耀人眼目。发型也各式各样：有长发、短发，烫发，还有的拖着长长辫子，彰显出女性爱美的个性。但是，当她们报到以后，立即换上了统一的着装：青灰色的军服，闪亮的武装带，胸挂名章，腿上打着绑带，头顶大盖帽，剪了和男人一样的背头，真乃英姿飒爽，成为黄埔军校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27年春在“黄埔”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曾拍摄过一部描写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电影《大浪淘沙》。公演前，制片方曾邀请王亦俠等黄埔军校学员观看并征求意见。当王亦侠看到女演员们留着飘逸的长发时，很不以为然地说：“那不是我们。我们不留着那么长的头发，一律剪成男式背头。”在黄埔女生看来，和男人一样当兵，和男人一样穿着军装，和男人一样留短发式，这是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一种标志，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这是现代人体会不到一种特殊心情。
   
    1927年2月12 日，是黄埔军校第六期举行隆重开学典礼的日子。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宋庆龄、吴玉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武汉市党部代表董必武、詹大悲等300 多位要员出席了开学典礼仪式。不同往届的是，与四千多名男学员一起通过检阅台的，还有一支飒爽英姿的女兵队列。当这支身着戎装，左臂配戴红色“W”标志（“Women”的英文缩写，以此作为女兵服装的标志）的女兵方队意气风发、昂首阔步通过检阅台时，主席台上的嘉宾将庄严的注目礼投向了她们。全场顿时沸腾起来。从此，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代女兵正式诞生了。这是革命军刺向封建营垒的一支锋利之剑。

    按照计划，这批女生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后和男生一样去部队当军官。女生队这次招收新生为183人，后来将湖南学兵队招收的30名女生编入军校，女生大队的总人数为210人。建制为3个区队，每个区队分三个区分队。第三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元帅听说黄埔招收女兵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女生队还照了一张全体合影，赠送给斯大林（见图）。

    女生队的学习、训练科目同男生队一样。军事课主要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等基本军事常识，教程有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术科主要有制式教练、野外演习、射击、马术等。军事训练课很严格也很艰苦，而女生比男生要克服更多生理困难，但是她们都以坚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完成了各项训练科目。

    王亦侠生前回忆说：入学后的步兵操典课的第一个科目是“立正”和“稍息”，好不容易盼来的第二个科目却是“敬礼”，光敬礼就敬了好几天。当时军校规定每个星期天早饭后可以上街，下午五点钟准时归队。但是，由于她们的“敬礼”没过关，第一个星期天校方就不准许她们穿着军装外出，为此，让女生们感到很不光彩 。

    军校的军风纪规定：见了上级必须立正、敬礼。进教官室，先在门外喊“报告”，得到准许后必须脱帽，鞠躬，离开时，要向后转，迈大步走出去。开始女学生对此即新鲜又很不习惯。外出时，见了军阶比自己高的军官必须立正敬礼，见到宪兵护卫“令牌”走过时，必须立正敬礼目迎目送，稍有不到就会被当场扒去徽章，受到军法处分。如此严厉的军规，对男女学员都有很大的威慑力，谁都不敢忤逆它。
 
    军校的生活严肃紧张。清晨起床后十分钟内要整理好内务，然后出操。吃饭时，队长一声口令，十分钟必须吃完，哨子一响，放下碗筷立即整队集合。开始许多女生都吃不饱饭，但这是军人必备条件之一，后来大家都学会了狼吞虎咽的吃饭。

    让王亦侠最难忘的是军校为女生队举行的《授枪仪式》。仪式是每个人单独举行的，当大队长喊到谁的名字，谁就答“到”，然后迈着75厘米距离的步伐走到队前，用双手接过枪，再举起右手庄严地宣誓：“我誓与枪共存亡，人在枪就在”。让女学员们感受到革命军人责任的重大。

    领到枪枝后，教官开始教授枪支装卸技术和射击方法。经过训练，王亦侠的枪支装卸速度和射击准确性都很突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她能用双手射击，枪法准确，这是在军校严格训练的成果。

    进行野外战术训练是培养学员实战能力的一项重要科目。王亦侠说，有次训练，一位女同学选择了一块石头作为隐蔽物，区队长就抓住这典型件事例给大家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说：“这种隐蔽方法是错误的，如果敌人的子弹打在石头上，溅出的碎石就和子弹一样的具有杀伤力，也能将人打死”。通过严格的野外实地训练，学员懂得了怎样利用地形，什么样的地形有利于进攻和防守。野外战术训练为她后来对日寇作战，指挥战斗，减少伤亡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亦侠说，有一次，由她领班在校门执勤站岗，和她一起的两位女学员则呆在传达室里吃零食。当她发现大队长来查哨时，就匆忙跑去通知她们。当她返回岗位时，恰被大队长逮了个正着，大队长严厉地问她：“你知道不知道，这叭（里）是你的死地？”她摇摇头。大队长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都不能离开哨位，如果出现敌情，你可以让她们中的一个去报告，你必须坚守在这里拼死抵抗，这叭就是你的死地”。 从此，她牢牢记住军人的牺牲精神：坚守岗位，誓与阵地共存亡。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军校。相对而言，黄埔六期学生的政治素质比较好。据时任武汉分校党委书记陈毅同志回忆：武汉军校学生中中共党员不少，党的同情分子更多，右派的势力很小。学生中共产党员和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左派占主流。政治教官中有不少是优秀共产党员，所以，武汉军校的革命力量是很强的。王亦侠能在这样良好政治环境中学习锻炼，对于她理想信仰的转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军校规定每天下午为政治课时间。主要内容是军事知识、政治理论和形势教育。讲授政治课的教官主要是恽代英、沈雁冰、许德珩等。恽代英主讲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沈雁冰主讲妇女解放运动；许德珩主讲《共产主义ABC》。学校还邀请当局有关部门和社会知名人士来校讲课，国民党左派人物邓寅达，共产党人彭湃、苏兆征、郭沫若等都曾来校讲过课。

    黄埔六期男生队和女生队分别在两个大院，听课时才集合在一起。恽代英同志讲课的次数最多，也最受学员们的欢迎。这位年仅30多岁政治总教官讲演时，就像他的年龄一样，年轻并充满活力，能抓住青年人的心理，生动活泼的吸引着学员的注意力。他经常一口气讲四个多小时的课，大家听得非常入神，谁都不愿意漏掉一个字，每当讲到有趣的时侯，就引起台下阵阵会心的笑声。恽代英同时兼任女生队的政治教导员。他鼓励大家说：“女兵的任务很重，你们不但要拿枪打敌人，还要做唤起民众的工作，这就是要搞宣传，另外还要担任救护任务。”他要求女兵们争取做个“用笔、用嘴、用实际行动干革命的闯将。”
   
    王亦侠特别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除了听课和阅读校方发的小册子外，自己还订阅了《革命军报》、《中央日报》、《革命青年报》等三份报纸，无论多么紧张，她每天都必须将报纸和材料看完才休息。通过政治理论学习，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感召影响下，她从一个民主主义思想者逐步升华为具有马克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者。逐步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政党。

    女生队除了在学校接受军政训练外，还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1927年4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准备第二次北伐，部队向河南集结，这时武汉的防务空虚。军校每天都派出男女学生打着纠察队的旗帜在武昌长街等地在日夜巡逻，以加强武汉的卫戍工作。为了培养女学员的政治素质和宣传能力，学校经常派出三、五人一组到街头宣传，讲解“打倒列强”，“打倒土豪”等革命道理。女生们的讲演总是很精彩，很受听众的欢迎，人群不时发出阵阵掌声。女生队还参加过妇女协会的一些活动，参加过武汉市庆祝“三八”妇女节的盛大集会。曾经到武昌裕华纱厂、震寰纱厂做宣传工作。王亦侠说，她亲眼目睹了女工的悲惨处境，每个女工至少要看两排机器，不少人的机器旁放着个箱子，里面装着他们熟睡的婴儿，孩子的眼睛、鼻子和嘴巴落满了飞花，各个成了小棉花人。此情此景对她的内心触动很深，让身为母亲的王亦侠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她进一步体会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血汗的本质分析的准确透彻，加深了她对共产党的主张的认识。

    历史似乎故意要考验这批勇敢的女兵。还没等到她们毕业，一场战争就向她们袭来了。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激起黄埔学员极大的义愤。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中心，黄埔军校的同学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高潮。昨天学员们还称他为“蒋校长”，一夜之间大家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此后，汪精卫曾来学校讲过话，慷慨激昂地痛骂蒋介石“背叛了总理的遗嘱”，“违背了总理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时过不久，汪精卫竟悍然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的彻底分裂，终成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