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永昌区成立大会
提纲：一、西路军组建及其任务。
二、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
三、各苏维埃政权主要工作。
四、西路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得与失。
五、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意义。
摘要：
中共工农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地区征战期间，根据军政委员会关于在永昌、山丹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创建根据地奠定抗日后方的决定，在河西地区分别建立了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四处红色苏维埃政权。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支援红军，保障红军作战，给最残暴、最凶恶、最野蛮的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所率的十二万反革命武装之敌以重大杀伤，取得了局部战争的重大胜利，粉碎了蒋介石集团企图在“两星期内将其扑灭”红军的计划起了重要作用。
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红西路军悲壮地西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舍身忘死，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的壮丽篇章中光辉的一页。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贻误了战机，也成了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文：
一、西路军组建及其任务
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但是，红军并没有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阻截。同时，西北红军和党中央身受日寇、蒙伪军、西北“四马”军阀和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四面围堵，形势堪称十分危急。面对此种严峻的局势，中共中央遂决定将红军主力转移到中苏边境，背靠苏联，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取得战略权，免受四面夹攻的困难局势。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红军打通到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经绥远接近苏联。一条是经甘西、新疆方向至苏联。自甘西、新疆至苏联的这条线路路程遥远，沿途又多戈壁沙漠，粮、水奇缺，地形不利。而由宁夏至苏联，则路程较短、沿途供给也较为方便。所以，中央决定一、四方面军合攻宁夏，北靠苏联，以便与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西北国防政府。
此时，蒋介石正加紧剿共步伐，他将几十万装备精良的部队集中起来企图一举将红军消灭。为此，中共中央决定迅速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主要作了如下规定：四方面军在西（安）兰（州）通道地区作扇形防御，拒阻南敌，同时迅速造船，以三个军渡河作战，以迎接一方面军在金积、灵武地区渡河，于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攻宁的准备。十月二十五日，红三十军依据此纲领精神在虎豹口抢渡成功。不久，四方面军总部及九军、五军也西渡黄河。但由于南面的敌人追击凶猛，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四军被留在河东担负阻击南敌之任务，未能渡河。西渡的红军二万一千八百余人，在四方面军部的领导下，立即向景泰、一条山地带进发，准备直逼定远营，策应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但由于河东红军没有彻底击破南敌，无法西渡。十一月五日，朱德、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总部：“你们之河西部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 按照这个电报，河西红军必须暂时建立根据地。次日，徐向前、陈昌浩据此电报制定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作战计划》，准备河西红军主力西进，消灭平番、大靖一带的马步芳部队，在这一带站稳脚跟。但其战略目的不是要在此地建立长久的根据地，而是为策应河东红军一方面军渡河作准备。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发电给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还询问徐、陈你们依据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次日，徐、陈电告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并建议共产国际与西路军发生直接联系，在新、蒙适当地点建立联络站。徐、陈在该电之所以提出建立根据地，是因为宁夏战役已经延期执行，但西路军战略任务并没有变动，并没有作出河西一带建立永久根据地的打算。十一月十八日，西路军占领永昌，二十一日占领山丹。此时，中央电示西路军总部：“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肃、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 西路军领导人据此才开始了根据地建设，并在此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
西安事变前后，中央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对西路军的战略任务也不时地作出适应全局的调整。西安事变发生后三天，中央命令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一面迎接兰州和适时占领安西地区。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 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央又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 三天后，中央又作了变动，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这几份电报对西路军战略行动的规定很不一致，或东返或西进或原地待命，完全没有提到建立根据地问题。
二、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清楚的看出，西路军政权建设进程始终与中央的指示密切关联。正是依据中央的指示，西路军先后在永昌、山丹、临泽、高台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
（一）、永昌苏维埃政权建设
国民党永昌县县长段永新在红军抵达前，率领有关人员逃跑。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许，红十三军89师267、269团偕骑兵师一部抵达县城，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也随后赶到。西路军总部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二十三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县城南街天主教堂召集百余名当地群众开会，商讨开辟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会后，总部派出王泉媛等红军干部协助群众筹建政权。经过一番艰辛的工作，在半个月内，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建立了十四处政权组织。
（1）、中华苏维埃永昌区（县）政府
主 席 张仲科
副主席 狄万川
委 员 王思福（负责军事）、张德文（负责财政）、刘万祥（负责粮秣）、冯怀义（负责民政）、杜有才（负责民运）、曹有德（负责民运）、许教琪（负责内务）
青年大队
大 队 长 王思福（兼）
教 导 员 胡立清
副大队长 赵玉天、宗政学、韩得录
十三个乡村级苏维埃政府
（2）、梅家寺区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张 维
副主席 梅玉春
区 长 李万善
副区长 范培庆、刘选贵
委 员 李天福、张得寿、刘名学、安维福
（3）、县城东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张仲科、王康庆（后）
委 员 曹有德、张万义、刘培基
（4）、县城西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姚继海、李生荣（后）
委 员 董应孔、陈世城、杨栋
（5）、县城西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 席 马显功
委 员 刘万祥、王思福、张得文
（6）、县城东北隅（乡）苏维埃政府
主 席 李茂奎
委 员 徐占祥、徐发、张朋义、魏大
（7）、五坝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柴国连
委 员 何进元、刘殿虎
（8）、头坝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刘兴仁
委 员 王道兴、李得福
（9）、西十里铺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周玉德
委 员 尚万忠、王爱国、尚万学、阎兴福、尚万玉、赵三
（10）、水磨关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马富善
副主席 晁富国
委 员 曹庭忠、杨德云、陈登柱、蔡国福、张章先、曹成国
（11）、赵定庄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李福山 刘功成（后）
委 员 郭培秀、王尚信、郭克章、朱兴文
（12）、通信堡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王泽成
委 员 陈发科、王泽高
（13）、郭家南庄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 岳明康
副主席 郭积祯
委 员 李明、赵金玉、徐存仁、王成年、郭克俊、张文成、赵杏子、杨成才
（14）、水泉子村苏维埃政府（当事人已故，待考）
（二）、山丹苏维埃政权建设
当红军进抵永昌时，国民党山丹县长李金德闻讯遂率部逃跑，红三十军三天后进驻山丹。不久，红五军接替三十军驻扎在山丹，开始在山丹筹建苏维埃政权。他们只用了二、三天时间便建立了东街、西街、南街、北街、东西关五个市政府，并在一个星期后建立了山丹县苏维埃政府。
（1）、东街市苏维埃政府
主 席宋家珍
委 员吴培录、吴国贤、李开泰、尚克勤
（2）、北街市苏维埃政府
主 席李二绍
委 员吴世录、邢发育、李兴芳
（3）、东西关市苏维埃政府
主 席王贵文
委 员侯成福、周应贵、李贵生、马四
（4）、西街市苏维埃政府（具体成员不详）、南街市苏维埃政府（同上）
（5）、山丹县苏维埃政府
主 席何文魁
副主席许裱匠
委 员吴天福、郭长保、童登云、陈兴堂、彭述田、靳汝贤
（三）、临泽苏维埃政权建设
西路军于十二月底到达临泽，在近两个月的战事频繁的环境下建立了四处苏维埃政权。
（1）、中华苏维埃临泽县政府
主 席李国璧
副主席晋秉礼
代天铁（内务部长）；贺文林、张老四（财政部长）；杨春保、赵延举（副土地部长）；杨春俊、赵怀玉（副文教部长）；
副委员 牛登英、赵长贵、王茂正、张兴其、李维成、赵光仁等。
（2）、平川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杨其明
委 员 谷福德、刘德隆、朱学贵、朱老大、高宗元、陈复兴等八人。
（3）、沙河村苏维埃政府
主 席顾青善
委 员张永禄、李兴普、蒋怀云、何生光
（4）、倪家营子苏维埃政府
主 席宋德和
委 员蒋发志、王老四、李明春、孙万基、银虎娃、曹木匠（真名不详）、肖义全
（四）、高台苏维埃政权建设
1937年元月二日，红五军占领高台。二十日高台失陷。红军在高台只呆了十八天，而且几乎天天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因此进行政权建设的工作很难开展。所以，红军在这里只建立了一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东街、西街苏维埃政府。
（1）、高台县苏维埃政府
主 席许青年
副主席白希斋
东街苏维埃政府
主 席张正福
副主席夏登云
（2）、西街苏维埃政府
主 席陈锡福
委 员赵辅…….
各县苏维埃政府一般都建立了地方武装。永昌县建立了1000多人的青年大队，山丹县组织了2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高台县也成立了300多人的抗日义勇军。
这些地方武装除了维护社会治安、侦察敌情、为红军当向导外还帮助红军运送粮草、抬送伤病员，甚至直接上战场作战，为红军的战斗和苏维埃政权的更加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各苏维埃政权主要工作
第一，广泛深入地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紧密配合各路红军，召集群众大会，走街串巷，深入家庭院落，宣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人民子弟兵，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用具体生动的事迹说明红军不害百姓不抓兵，不抢财物不打人，专打上豪和劣绅，济苦安贫，使天下穷人有地可种。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军民团结起来，共同反蒋抗日。
第二，斗争恶霸地主，镇压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吏，是封建专制政治的基础，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他们在乡村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为害最烈，罪恶尤深。各级红色政权配合红军，采取了以下几种革命措施，予以打击惩治；一是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豪劣、反动官吏、地痞警棍实行坚决地镇压。如永昌区苏维埃协助红军总部司法机关，公审处决了国民党县政府反动科长、区长、警佐、地痞、恶霸等九人。山丹县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提供情报和证据，镇压了勾结土匪，敲诈群众的快班衙役；二是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地主恶霸，没收财产，罚交粮款，救济穷苦百姓。永昌等县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没收了地主大批的粮食、布匹、食盐、大麻、毛毡、皮张以及金银钱财；三是平分土地，焚烧地契。如临泽倪家营子村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平分了五户地主的土地近一千亩，烧了地契，填写了分土地登记册和通知单。
第三，动员民众为红军筹集粮秣军需。为了解决红军的生活急需，保证部队行军作战，各级红色政权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筹集粮秣军需的工作。首先，苏维埃政府的成员一马当先，带头捐献，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群众。如山丹东街市政府主席吴培录主动拿出小麦六石，毛毡十二条，煤八十多石，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支持红军的热情，群众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有送粮送面的，有赶猪牵羊的，有背柴送草的，有搬灶具桌凳的。在永昌，为了给西路军制造军械提供材料，政府工作人员动员群众献出了破旧犁铧、碎铜烂铁。有的猎户和放牧人员还把家中存放的硫磺、盐硝、木炭等制火药的原料也捐献出来；其次，在工商业中开展了“捐款捐粮”活动，高台县苏维埃政府，号召大商号和殷实户积极捐献，“德胜荣”、“瑞兴昌”等商号捐献了不少棉花、布匹和皮张。在成县和徽县的工商业者，也组织了“抗日乐捐”活动，捐献了一批布匹和棉花，赶制成衣服、鞋袜送给了红军；再次是组织群众裁缝军装，榨油磨面。永昌区各级苏维埃政府，抽调了百余名皮匠、毡匠为红军缝制皮衣、背心、皮帽、手套、毡靴。县城的八、九家皮坊、毡坊近六十名工匠全部参加。皮匠杨瑞与十多名工匠，连续苦于二十多天，泡、熟、铲半成品羊皮两千多张。新城子郭家南庄村政府副主席郭继祯发动全家和邻居缝制皮帽、手套、背心近千件。为了使红军及时吃到面粉，永昌县境内有七、八十多盘水磨近三百多名群众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粮秣委员的带领下，昼夜磨面。分布在县内的二十多座油坊约二百余人给红军榨油，供给食用和照明的清油约十八万斤。据不完全统计，永昌县根据调查并参考国民党县政府统计，西路军在永昌期间，从各个方面征集、购买、提供柴禾、饲草二百多万斤，粮食和饲料二、三百万斤，猪牛羊六七千头（只），供给肉食十多万斤。此外，各级红色政权还动员群众，组织人力为红军熔铸弹壳，锻打长矛，修理枪械，配制火药，伐木运斤，赶造云梯，担沙运石，加固设防。帮助红军运送物资，侦察敌情，带路送信，站岗放哨，盘察行人，维护治安，救护伤病员等，开展了大量工作。
第四，动员青年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永昌县有一百四十多人，山丹县有一百三十多人，临泽县有二十多人，高台县有一百多人。总计约四百多人。以红军为基石而创建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刹时间在甘肃大地上掀起了狂飘巨澜，革命的洪流冲垮了一些国民党反动政权，打乱了反动军阀的阵脚，搅动了地主恶霸的酣梦。穷苦百姓从长期的屈辱、压榨下撑起了腰杆，当家做主，扬眉吐气。
然而，当红军撤离以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民团、土豪、恶霸一起卷土重来，开始了反攻倒算。参与苏维埃政权的人员，为红军热心办事的群众，分了地主财产的百姓，红军伤病员，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有的被捆绑吊打，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被逼得卖房卖地，倾家荡产，有的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不少苏维埃干部和红军伤病员惨遭杀害，仅笔者收集的资料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苏维埃干部竟达五十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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