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规模较之“三大起义”有突破性的发展

    “三大起义”各有其标志性意义，但最终都归于失败，起义的主要目标均未及达到。时间上，南昌起义4天（不括南下）、秋收起义10天、广州起义3天。空间上，南昌、广州起义都在省会，影响大，但皆为一城之地；秋收起义只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人数上，南昌起义2万多，广州起义号称3万，秋收起义仅5千；群众没有很好地发动起来，部队越打越少，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卢德铭与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均牺牲。

    检视湘南起义全过程：a、时间越打越长，从1928年1月12日宜章年关暴动揭开序幕直到5月4日（不包括在汝城、资兴、粤北、湘南莽山的前期准备、整训战斗及前哨战），跨度4个月，坚持割据90天。b、空间越打越宽，主要地点在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桂阳、安仁，次要地点在汝城、桂东、酃县（今炎陵县）、攸县、衡阳、常宁，起义总指挥部设中心城市郴州，共13县1城，面积约2万5千平方公里，波及影响3省20多县：湘南临武、嘉禾、衡南、衡山、蓝山、新田、宁远、道县、江永、江华和中心城市衡阳，湘东茶陵，粤北乐昌、曲江、仁化、乳源、始兴，赣南崇义、上犹、大余等约3万平方公里。c、人数越打越多，由1千多正规军到7万多武装人员⑨155；d、战斗力越打越强，典型例子即将“马日事变”刽子手许克祥6个团打垮的“岩泉——坪石大捷”；e、影响面越打越大，通过组织、宣传动员起农会、工会、女界、青年会、学联、少先队、商会等各阶层共百万余群众参予到起义洪流中。壮观规模超过“三大起义”，居土地革命起义之最；具有“三大起义”当时所没有的特点，即全民支持参与、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比中共临时中央设想部署的规模与影响还大很多。

    2、湘南起义的新思路、新探索

    由于了解“三大起义”并吸取其教训经验，湘南起义得以开启新思路、转往新方向、采用新方式进行诸多的新探索，做到并完成了“三大起义”未及做或没考虑到的目标。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鲜明的特色，即由单纯的军事行动转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进行土地革命之路。具体而言，它探索并开启武装斗争与5个运动密切结合之先河。

    （1）与苏维埃运动相结合

    南昌起义后，朱德即有了“建立革命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思路。到湘南取得“岩泉—坪石大捷”后，起义军和湘南特委召开皈塘联席会，讨论朱德《今后斗争的工作路线报告》，决定普遍建立各县、区、乡苏维埃⑨61。此后每攻取一县，就帮助县委与群众建立苏维埃政府。先后在宜章、郴县、永兴、桂阳、耒阳、资兴、桂东、安仁8个县成立红色政权。其中桂东县虽是毛泽东率部进驻沙田成立的，但早在1927年11月汝城会议后，朱德就派郭佑林、黄奇志回桂东传达会议精神，于1928年1月20日在沙田区暴动成功奠定基础⑨17。3月21日湘南工农兵代表会议向国内外通电，宣告“成立湘南苏维埃政府，主（驻）点在郴州……”，朱德、陈毅等21人当选执委，其中还有井冈山代表何长工。会议议决“苏维埃政府组织法”等7项要案，系中共党史最早的基层政权组织法。湘南苏维埃政府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群众当家作主的区域级政权，统领8县、83区、743乡形成当时中国最大规模的苏维埃运动。各县苏维埃设军事、财经、土地、粮食、青年、妇女、教育等委员会或部，以政府的权威和群众欢迎的方式，领导土地革命运动，发布法令，普及宣传文教，进行插标分田，动员青年参军……；耒阳县苏维埃还发行了面值1元的劳动券，上印“中华苏维埃元年”字样，系中共历史上第1张自己印行的纸钱币⑨118-131。

    （2）与土地革命运动相结合

    朱德深谙国情，“不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来转去中心就是一个土地问题”（11）203；故在湘南起义正式打响前，就与湘南特委代表、宜章县委在莽山联席会上“规划了整个湘南土地革命运动……”，“由军队支持群众搞土地革命（12）”。湘南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选永兴县湘阴渡作试点；陈毅亲自到桥口等地调查，与县土地委员会制定《郴县土地分配法》；各县均颁布《土地分配法》，摧毁封建土地制；规范各区、乡分田委员会插标分田。主要原则为：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均分，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保障了包括富裕农、中农在内的大多数农民的基本利益。这比海陆丰苏维埃一律没收的过“左”做法高明，因此插标分田运动火热。资兴县分10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五十；郴县分18万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耒阳县百分之七十三的乡村插标分田……。因起义军4月上旬开始转移，这项运动中止。但井冈山外围的桂东县沙田一带8月又分了一次田⑧76，资兴县龙溪洞6个村的农民收获了所分田地上第一次丰产稻，并自愿地向乡苏维埃交了公粮⑨。可以说，湘南起义在实践上开土地革命之正确先河。

    （3）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与“三大起义”单在军队或兵农、兵工中发动不同，湘南起义广泛动员起社会各阶层人参加，形成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宏大场面。重中之重是与农民运动结合，朱德早在1927年上半年就亲率南昌军官教育团支援过江西农运（13），他指出“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人……”。“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14）”。大革命时己有60万农会会员的郴州各县，湘南起义中都恢复发展了农会，打土豪、减租息、插标分田、成立赤卫队和县农军；“整个湘南地区和赣西地区建立了交通（联络）网”，“白区里面也发展有地下交通线，交通网全部由农民主持（15）259”。各县、区、乡农民武装达7万人，宜章陈光（八路军115师代师长）、汝城朱良才（北京军区政委）、资兴曹里怀（空军副司令员）、宜章欧阳毅（二炮副政委）、耒阳伍云甫（卫生部党组书记）、汝城宋裕和（建工部副部长）、资兴谭政文（副检察长）、耒阳谭冠三（西藏军区政委）、耒阳王紫峰（北京军区副政委）、宜章肖新槐（山西军区司令员）、郴县李克如（海军航空兵副政委）等均是农会或赤卫队负责人。

    起义决定：普遍组织职业工会，各县恢复成立总工会以领导工人斗争。如争取8小时工作制、生产起义军所需物资。郴县总工会会员15200人，成立纠察队维持郴州城的社会秩序；耒阳的铁工、船工、造纸工、码头工3000余人都加入工会；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工人起义后成立工农游击队，队长宋乔生作为工人代表当选湘南苏维埃政府执委；赣南大余钨矿工人也响应起义；在郴州郊区板子楼的30多个修路工人集体参加郴县农7师，杨得志就在其中。

    青年运动大革命时基础就好，起义一来如虎添翼。如在2月6日朱德主持的郴县中心县委扩大会上，团县委一恢复，各区乡39个支部马上重建，大搞宣传活动。8日县里就举办CY宣传员训练班，结业后多半分配到农7师，邓华即其中一员。而起义军、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多为就读过省立三师、第三女师、郴郡联中、各县甲等师范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黄克诚、萧克、张际春（国务院文教办主任）、李涛（上将）、李奇中（国务院参事）、唐天际（总后勤部顾问）、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伍若兰、吴仲廉、吴汉杰等。

    女界联合会纷纷成立，走上街头下到田头；郴县会员达92000余人，曾玉（八路军山东军区独立师副师长）、耒阳县在伍若兰委员长组织下发展会员21900多人；宜章县会员上井冈山的即百余人，吴仲廉（淅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彭儒（国家水产总局顾问）等就在其中。各县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贴标语。郴县97个儿童团拥有团员31000人，宜章、耒阳、资兴、永兴等县从1千到1万多不等；后任湖南省军区政委的郑效峰、海南军区司令员的杨绍良即出自其中。

    此外还成立了商民协会，一些开明士绅也加入、支持起义。在工农武装割据的3个月中，注意保护工商业者的权益；对稳定物价、组织物资供应，保证群众和起义军的生活等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样，湘南起义首开全民起义先例。

    （4）与士兵运动相结合

    朱德等在转变官兵关系、提高士兵觉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直奔湘南”途中，他与士兵一起行军，让马给伤员，帮助扛枪背包，讲革命道理指光明前途，身为首长操心劳累，与士兵共锅吃饭、穿灰布粗衣；一言一行感动全军。粟裕回忆“大家不仅把他看作是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而且简直看成是我们这个革命集体的好当家（16）”。又如瓦解敌军方面，当朱、陈知道郴县大铺桥守敌6连士兵均属征召的学生和贫苦子弟后，便要求起义军分割包围，一个也不许打死，象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喊话“……穷人不打穷人，欢迎参加革命！”俘获其后，朱德讲解起义军的性质纲领，欢迎参加、想回家的发路费等。当学生们听说这老兵模样的将军还留过洋，十分吃惊感动。陈毅也叙家常，讲自己出身书香门第却干革命的原因，鼓动大家“难道我们中国青年，会因为害怕吃苦耐劳而情愿受奴役吗？”大家高声回答“不会！”起义军的官兵也叙述了家人被反动派、恶霸地主迫害的悲惨遭遇，俘虏兵不少人跟着流泪……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书中写到这段内容，指出“这种集会又名诉苦会，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前20年中最常用的方式”（15）256。这种方式即开创于湘南起义中的士兵运动。

    （5）与统一战线运动相结合

    朱德在湘南起义中，利用与第16军范石生军长同学与同盟会会友的关系，利用其参加过云南起义与北伐、不满军阀排挤、酝酿去中缅边界革命的经历与倾向，亲赴汝城谈判；使其同意本方“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行动上自由”的原则，朱部暂用16军140团番号，朱兼16军总参议和47师副师长；又运作将汝城桂东秋收起义部队编为16军特务营，将被打散的井冈山张子清、伍中豪部安排为16军142团；并秘密成立中共16军军委，陈毅任书记统一领导；保存了火种、得到了武器弹药、装备军费，增强了力量。后在范的掩护下脱离16军起义时，还匀出部分军需，派张、伍部“押送子弹去井冈山”（17）115。湘南起义中的统一战线运动，是中共军史上较早的光辉典型。

    毫无疑问，湘南起义与5个运动的结合，创造性地、成功地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系土地革命时期集大成的起义。

    三、湘南起义成功的条件与因素

    为什么在中共“六大”召开前，“三大起义”都失败而湘南起义胜利？

    1、起义领导者独到的战略眼光

    南昌起义在省会城市，军事上胜利后没有转向农村；广州起义在大都市，且沿海无站得住脚的山区；秋收起义也是要打省会长沙，但未及打已失败而转兵井冈山。朱德吸取其教训经验，战略目光盯住湘南。

    （1）湘南起义的“地利、天时”因素

    湘南主要指湖南郴州、衡阳、永州三地区。其中南岭中段的郴州古称“桂阳郡”，当湘省“南大门”，扼中原通沿海之咽喉，出产丰饶，集散物资，自秦戌五岭，兵家必争。它邻粤北界赣南连井冈，远离广州长沙，处三省边际地区，朱德认为是“统治阶级比较薄弱的地方（17）120”；1927年底——1928年春如朱德预料那样“正赶上是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各方面都顾及不到（17）122”。更兼山深林密、岭多相连、农村天地宽，地形上便于队伍隐蔽、活动、进退回旋打游击。

    （2）湘南起义的“人和”因素

    从人的因素说，此地的历史、地理、人文，培育出百姓正直淳朴、同情弱者、响应新鲜事物、力避封闭落后、忠勇笃实、坚忍吃苦、富于反抗的革命秉性。“五四”运动，天安门广场、李大钊身边就活跃着一群郴籍大学生，其中宜章邓中夏成中共北方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而郴县黄静源与刘少奇共同主持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中国早期工运领导人；参加过北伐的资兴曾中生、永兴黄克诚、嘉禾萧克皆为军事家，耒阳邝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邓中夏所办《中国青年》《宜章之光》等刊物所写纪念列宁的《悼歌》、《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曾中生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及北伐时任《汉口国民日报》主笔所撰文章，黄静源所作《安源俱乐部歌》，邝鄘所作《北伐军歌》，皆是当时脍炙人口的名作。如“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如“创造世界一切的，惟我劳工，被人侮辱压迫的，惟我劳工；……”如根据《北伐军歌》改编的“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国民革命成功，心欢畅，心欢畅”，唱响全国。他们对湘南影响之大，从农民运动的蓬勃可见一斑：《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统计大革命时全省农会会员2百万，而郴州11县占近全省1/3；报告中所说“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的10几个县份，就有湘南的“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宜章毛科文系中共最早的农民代表、候补中央委员。北伐进军第一站就在郴州，人民踊跃支持。如此光荣传统、民众基础，给朱德“群众比较好”“农民很好” （17） 120的印象。此外，他的战友及南昌起义参加者中，湖南人湘南人不少，如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粟裕、黄克诚、胡少海、邝鄘、萧克、唐天际、王云霖等，其中部分己回湘南，留在队伍中的如140团副团长、乐昌的龚楚，教导队队长、资兴李奇中等也推荐湘南。

    朱德自身与湘南粤北也有联系，他祖籍毗邻郴州的韶关，清代“湖广填四川”迁去，但归宗认祖呢？他听说是由郴州汝城县朱氏宗族分出就近到粤北的。汝城朱氏为湘南望族，明代出了两广总督、诗人理学家、谥号“恭简”的朱英。故朱德的四川方言同郴州方言相似，1927年11月朱德在汝城偷空到朱氏宗祠寻根，因时间紧未果留题“世界一家”（他后来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介绍湘南起义，提到汝城说的还是宋明旧称“桂阳”）。凡此种种，天时地利人和，与朱德及战友们的战略眼光发生反应，最终选取湘南郴州。

    2、中央信件的指导作用

    朱德等1927年11月26日-28日在郴州汝城县，策划制定了12月中旬由革命军打先锋的农民年关暴动计划。这之后于1928年1月初收到了中央1927年12月21日、27日给他和起义军的两封信，主要精神有（大意）：使军队化为工农的武装力量，与工农打成一片；军事运动新政策是以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土地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原则之上建立；注意群众的发动，号召广大的农民参加；以武力造成割据的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队伍向农运发达的区域移动，在进驻的湘南或赣南或北江区域（粤北）与当地党组织就地组织暴动等等。这些内容说明中共中央总结了“三大起义”失败的教训经验；改变了只以夺取大中城市为目标而起义的方向，提出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等观点，虽然没有很具体的措施、方法，但在客观上具有较强较明确的指导作用。如果说收信之前朱德在湘南起义的策划、准备期间的思想、行为与中央信件精神不谋而合。收信之后，中央信件中的新见解、新政策、新精神，使朱德的思想更解放、思路更清晰，更能在湘南起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执行信件的指示精神。

    3、两个力量的配合

    湘南起义的成功，还如萧克指出的那样是“两个力量配合起来”的结果。

    （1）突出的中坚力量——主力军、主心骨

    武装斗争、军事行动是湘南起义的主要形式。作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正规革命军工农革命军一师冲锋陷阵、帮助成立苏维埃政府、指导建立农民武装、支持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是起义的主力军；军政主官朱德、陈毅和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蔡协民留过学、参加过大起义，在湘南特委机关及主要领导还未移到郴州前，他们已策划了湘南起义、打响了前哨战、揭幕战、取得了“岩泉—坪石”大捷，是起义的中坚力量；主心骨即拥有辛亥云南、沪顺、南昌起义的丰富经验的名将朱德；大捷之后的皈塘会议，根据他的意见和他《今后斗争的工作路线》的报告⑨61-62，决定北上郴州举行湘南总起义，即“大干一下”；但不盲干，对当时湖南第二大城市衡阳只游击；一直到战略转移会师井冈，都由他掌控，故朱德是策划、发动、组织、指挥湘南起义的最高领导人。主力军、主心骨，是湘南起义成功的关键力量。

    （2）雄厚的基本力量——地方党组织、广大群众

    土地革命、苏维埃建政是湘南起义的主要内容，其特征即大规模群众运动和农民运动，若缺乏地方党组织坚强有力的组织、运作则不可能。朱部进入湘南前，驻扎过赣南、粤北，“在大庾开了许多次群众大会”动员，“队伍开到韶关……到处组织农民协会（17）114”中央的信也提及到赣南、粤北暴动，朱德还被任命为北江3个特委之一，为何这两地没有起义？一大原因就是当地党组织弱、群众运动底子薄。再看湘南：a、1925年成立的湘南特委系中共较早的区域特别委员会，1927年8月中央又两次宣布由毛泽东、夏曦、郭亮等组成特委班子，计划湘南秋收暴动；湖南省委部署了年关暴动，毛泽东受命起草了《湘南运动的大纲》；可见重视程度。b、特委机构健全、力量配备强，有组织、宣传、工运、农运、妇运、青运、秘书等部门，1921年入党的书记陈佑魁，曾获谢觉哉诗赞“浑身是劲……英雄汉。”当过组织部长的张琼（朱舜华），是最早向毛泽东推介井冈山的（18）；著名烈士夏明翰之弟夏明震委员负责农运，妹妹夏明衡、妻子曾志从事妇运；毛泽东之堂妹夫陈芬任过委员及衡山、郴县的书记；工运委员唐朝英是毛泽东亲自介绍入党的……。“马日事变”前，湘南各县党员占全省总数五分之一；事变后，特委在各县恢复重建了县委、特支、支部。c、群众基础厚实，“马日事变”前，仅郴州11县农会会员达60万人；事变后全国农运万马齐喑时，郴县、宜章、资兴、永兴、桂东等县部分农军及广东惠州、潮汕、梅县农军曾汇集坚持于汝城，被称为“新湖南”现象。秋收起义失败后，湘南特委、各县县委组织的小暴动不断，何举成、李涛率领汝桂农军曾攻下桂东、汝城两县城，震动湘粤赣；郴县成立暴动营，夏明震指挥打税卡打土豪；伍云甫任主编的耒阳县委机关报《耒潮》发出“拿起刀枪”的号召，县委书记邓宗海率200多人从春江铺一路打到郴县；黄克诚回永兴、萧克回嘉禾、唐天际回安仁，恢复党组织、动员群众……⑨。湘南党组织的领导操作和广大群众、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奠定了湘南起义成功的雄厚基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