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说：“‘文化大革命’你受了那么大的迫害，坐过那么长的牢，许多同志都没想到1979年中央给你平反，恢复了你的工作后，你身体竟然这么好，精力非常充沛。”他笑着说：“林彪、江青等强加给我的罪名，我从不承认。毛主席1966年4月在杭州严厉批评我，我请求他和我单独谈一次话，他不答应。我在杭州开会的院子里看见他在散步，我马上跑过去，请他接见我，他不答应，说：‘彭真你不要这样紧张，先休息休息么。’听了这句话，我心里有底了。1966年4月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周总理对我说：‘党不能分裂，你有意见，可以保留。’1966年8月我在家里被红卫兵劫走，藏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立即叫人在三天之内把我找出来，找到后，又叫人看守我。我心里就更有底了，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弄清我的问题给我平反。我在秦城监狱里，非常注意保护身体，我想一定要挺住，活到给我平反的那一天。我在狱中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我每天大声朗读马克思的著作，高声唱京剧，这是为了不丧失说话能力。过去我工作忙，没时间读马克思的书，这回在监狱中看了不少，从头到尾看了《资本论》。马句你知道，秦城监狱是我叫公安部建的，没有想到我被关进去了，而且关了这么久。1978年12月28日，中央派飞机接我回北京，在机场有300多人欢迎我，一个女同志大声说：‘彭真同志，我们盼了你十多年，终于把你盼回来了。’我听到这句话，感动得流了泪。”

　　“这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

　　彭真认为，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杜绝“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最重要的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有一次他对我说：“‘文化大革命’提醒我们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年初，我对邓小平说，我愿做立法工作，2月任命我为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这一年我主持修订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法，起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1980年恢复了我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任命我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主持起草新宪法，1982年通过了新宪法。1983年6月，我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在这次人大全体会议上说：‘要动员一切力量，从各方面保证宪法的实施，要按照宪法的规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因为这是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

　　今天，在纪念彭真诞辰110周年之际，我把这些回忆写出来，以表达对他的深情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