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彭真同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绩。多年来深得全党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彭真同志永不懈怠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学习。

    一、彭真同志在顺境中乐观，逆境中坚强；敢于斗争，勇于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

    彭真同志是革命战争年代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彭真同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

    少年彭真，就立志要“铲除不平，匡扶正义”[①]。进入山西省立一中学习后，在高君宇、贺昌等同志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923年5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从此，他矢志不移，投身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②]

    彭真同志是中共太原支部的创建人之一，早年曾担任共青团太原地委书记、中共太原支部书记、中共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先后在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彭真同志无私无畏，敢于抗争，特别善于做组织和领导工作。1925年5月，为反对阎锡山强征房屋估价税，彭真同志率领山西各界群众上万人，前往山西督军府请愿示威，迫使阎锡山书写取消房税的手令，取得斗争的胜利。

    彭真同志经历了严酷斗争的生死考验，对共产主义信念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大革命失败以后，彭真同志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书记，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在白色恐怖四处弥漫的艰苦岁月，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斗争，不怕牺牲。 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彭真同志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的六年多时间里，“遭受酷刑摧残，坚贞不屈，组织被捕同志同叛徒、敌特进行斗争，减少了党的损失。在狱中秘密组织党支部，任书记，组织学习、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③]“彭真同志不仅对敌斗争坚决，而且抓住时机大量阅读马列著作。……后来彭真同志总说，在监狱可以读书，可以思考问题，监狱是关不住马列主义的。”[④]在狱中他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却几次领导狱中同志们进行绝食斗争，出狱时人“瘦得就像一根电线杆，走路都摇摇晃晃的”。[⑤]敌人从彭真同志的身上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

    抗日战争时期，彭真同志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书记等职，同聂荣臻等同志一起领导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各项工作蓬勃发展，被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⑥]。抗日战争胜利后，彭真同志为实现党的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于1945年9月奔赴东北，先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等职。地域和职务的变化，没有影响彭真同志的热情和干劲，他坚定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的战略决策，在错综复杂、变化急剧的形势下，以创造性地开拓新局面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胆略和才能，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放手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力量，建设民主政权，打开工作局面，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二、彭真同志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不揽功，不诿过，不计得失；全身心投入建设新中国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彭真同志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楷模。彭真同志长期担任党中央和北京市党政领导职务，他说：社会主义建设要不犯错误，根本的问题在于调查研究，“我看作风千变万化，有个东西是不能变的，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⑦]数十年来，彭真同志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我们重读彭真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时就会发现，他没有空话、套话，常常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摆问题，揭实质，讲原则，说办法，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1990年6月27日，彭真同志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个基本原则，是不能变的。但是，它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应用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发展而随时随地改变的，既不能搞教条主义，又不能搞经验主义，当然更不能念来念去，就那么几句空话，不解决实际问题。”[⑧]

    四十年代起，彭真同志任延安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务，参加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等多项重要工作，任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五十年代以来，彭真同志担任了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一直兼任中共北京市市委书记、第一书记，从1951年2月起兼任北京市市长，直至1966年5月；1979年平反复出后，彭真同志担任了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重要职务。彭真同志是为数不多的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认识理解尤其深刻，始终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各项工作取得了成绩。

    1959年夏，彭真同志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纠正浮夸风问题时强调指出，要把高指标降下来；要千方百计增加生产，千方百计刺激生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确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彭真同志认真贯彻落实，他参与研究制订和实施调整工作的相关方针、政策及具体措施，多方协调关系，数次深入北京怀柔、顺义、密云等地展开调研，为完成六十年代初期至中期国民经济调整的艰巨任务，彭真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真同志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记者采访彭真同志时，他说：你们为什么来看我，“不说我也会猜想得到，但我今天只想对你们说一句话，计较个人恩怨不是共产党人！”[⑨]当时，思想理论界拨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怀疑、否定一切，“甚至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一个已经由半个多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的事实，居然也有人要否定。”应当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彭真同志用他的党性原则给出了答案。他说：“对毛泽东同志，应当全面地来看。所谓全面，就是历史的全面、现在的全面和未来的全面。”“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史时期来看，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的英明领导和伟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他在工作中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⑩]彭真同志恢复工作以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就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必须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战线的混乱。彭真同志坚持党性原则，始终顾全大局，认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前进，……在追究别人的错误时，不要把自己扮成诸葛亮，不要把自己总结得那么高明。对任何事情，都要是就是，非就非。”他还提到：中央在通过“5·16通知”时，“我是举了手的”[11]。彭真同志对自己、对全党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盲目崇拜和跟风现象，始终坚持了自我批评与批评的优良作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90年代初期，山西党史部门在征集和撰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的过程中，遇到山西建党初期一些组织、人事方面的问题难以处理，山西的同志拜访了彭真同志。彭真同志开篇就讲，山西早期党的领导人，领导我们促进青年运动的领导人，是高君宇。“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青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创始人是高君宇，还有王振翼、贺昌。“山西党员最早的就是这三个人，他们才是山西建党的创始人”。彭真同志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山西，确实有一种说法，把组建中共太原支部时的领导人，包括彭老在内，说成是山西建党的创始人。针对这种误解，彭老此前曾多次讲，‘讲山西党史，要从高君宇写起’，‘在山西，要多宣传高君宇、王振翼、贺昌’”。[12]彭真同志的这种对历史、对人民、对党高度负责任的工作态度和精神，让我们肃然起敬。是就是，非就非，不邀功，不诿过，表现出了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保持着政治坚定、实事求是的可贵精神风范。

    三、彭真同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党为民，永不懈怠；他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彭真同志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13]追求真理，修正错误，也成为他一生行动的指南。

    彭真同志坚持对党内“左”倾错误进行积极的抵制。1965年9月，针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日益扩大的过火行为和错误的批判，彭真同志强调“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实事求是，不能自以为是”，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1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真同志和北京市委首当其冲，遭受打击和迫害。彭真同志坚持真理，不怕诬陷，不惧高压，保护同志。“文革”中间，彭真同志虽然身陷囹圄，革命意志并没有衰退。他在逆境中依然保持着对真理的追求和服从，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在狱中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利用一切条件锻炼身体，保存体力。他对家人说过，一是不能自杀，二是要相信毛主席，相信人民。“没有毛主席，不可能在1949年就推倒三座大山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个人的事与党、国家、人民的利益相比，那算不了什么。”[15]1975年彭真同志出狱后，安排到商洛干休所。5月24日，73岁的彭真同志为女儿作诗一首，诗中写道：“千金含笑、母酣眠，心情愉快谢老顽；但愿阖家通马列，世世代代用不完。望儿工余更抖擞，开卷有益自古然。少壮及早惜寸阴，不学无术老更难。”[16]一位历经磨难和考验的党的领导人豁达大度的胸襟，乐观进取的精神，坚持真理的执着，跃然纸上。

    彭真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在延安时期，彭真同志就讲过：“我们的立场是党的立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它表现在党性与党的政策上面。”“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17]彭真同志身居要职，但他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不搞特殊，不搞裙带，从不为自己和亲属谋取私利。“他的祖父是从山东逃荒来到山西的，他的母亲一直居住在逃荒来时住的一个破土窑洞内，过着清贫俭朴的生活。村里要给整修房屋，他和母亲都拒绝了。他有两个弟弟，都是村里的一般农民。他两次回村，都对我们和村干部说，一定要按照村规要求他们，不要有任何特殊照顾。”[18]共产党人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彭真同志说过：“要党、要政权、要干部做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19]他一再强调，我们要永远记住，人民群众是我们共产党的母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事物的本质；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永远在车间里，在田野上。

    彭真同志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能投入全部精力，从不懈怠精神。曾经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过的王汉斌同志撰写文章时，提到彭真同志“对工作要求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彭真非常重视起草文件，他总是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具体。他总强调，起草文件一定要领导亲自动手，不要秘书代劳。”[20]因此，彭真同志的讲话和报告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风，特别是灵活运用短句以及形象、生动且有很强说服力的个性特点。

    彭真同志复出后，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付出大量心血。1979年，他不顾77岁高龄，主持起草修订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选举法等七部重要法律草案，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开会讨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草案的那一天，彭真同志因劳累过度住进医院，高烧39度，他让医生打了退烧针后，依然带病出席会议，为制定法律条文把好最后的一道关口。彭真同志甚至在病重的时候，还对子女讲：“我一生无憾，我们要愉快地告别，你们要继续奋斗。”[21]重提彭真同志的这些往事，依然让我们感慨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