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八日、十九日）

    党校第二部、第四部〔27〕的大会开了很久，整顿学风阶段快结束了，今天就来研究如何结束。

　　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一致，才容易得出一致的结论。现在，大会怎样收？ 这有几种办法。第一种是对过去工作中犯过错误的，这次大会发言中有错误的，用无情的铁锤给以无情的打击，斗他一下，将来他就不敢调皮了。这是一个老办法，是苏维埃后期用过的办法。这种办法倒是简单痛快，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在他心里还存在。这次你打击了他，以后谁也不敢讲话了，这会损伤党的民主生活，使党没有生气。这个办法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治病救人的方针。反过来，把这样做的领导者也来打击、斗争一下，也是不对的，其思想方法也是一样的，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对同志不能采取对敌斗争的办法。犯错误不只是个人的原因，还有阶级、社会的根源，只有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斗争锻炼才能纠正。再一种是学阎锡山的办法，八面玲珑，脚踏两只船，有人还说他是脚踏三只船。习染了这种作风的人，对问题不分是非，模棱两可。这是一种庸俗的市侩态度。要是这样，党内的争论就永远解决不了。这是一种养病的办法，会使错误更加发展。有错误的人，自以为是，不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甚至吵嘴，打架，也是不行的。过去有的同志自以为是，把白区工作差不多搞垮了十分之十，苏区工作搞垮了十分之九。

　　这次大会我们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办法，搞清思想，把病治好。治病，有的人也许要开刀，有的人只要吃几片阿斯匹林就好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思想弄清，结论从宽。其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有病一定要治，一是治病不是治人。这次大会不是火坑，是炼钢炉。把铁炼成钢还不好吗？ 错误要检讨，思想要弄清，又不要损伤同志。这不是说不损伤他的“面子”，而是不损伤他的积极性。

　　第二期整风大会比第一期开得好，范围宽广，牵扯到全国从中央到各个根据地和白区的各种问题。这样，思想就展开了，比第一期以讨论一个人一个人为主好得多了。上次我们的方针是对的，但做得粗糙了一点。这一次我们要不使任何一个同志受打击，而是让大家讲话，互相帮助，错了就改。这种作风要成为我们全党的作风。我们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帮助有错误的同志。

　　这次大会许多争论的问题怎样解决呢？有两个路线：一个是群众路线，即我们现在的路线，有问题让大家讨论，最后求得一致；还有一个是少数人讲，不管人家懂与不懂，有意见与否，讲过就算了，不开动脑筋，这是一种灌输式的、填鸭式的办法。现在没有人公开反对走群众路线，但实际上是有的。有人说，心里话可不要都到大会上去讲，一讲，火就会烧到你身上。有人说，好多人一进党校就变坏了。老实说，我们没有这么大的本领，能几天使人变坏或者使人变好。所有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的意见，大都是原来就有的，不过现在讲出来罢了。

　　真要走群众路线，就要做到两点。一点是你的意见是对的，就要说服别人。说服不是压服、管服，不是打击、戴帽子。这是一个本领。有的人为什么怕大会呢？就是不能说服人，说服能力差些。再一点是你错了，就要承认错误。很多人的病就是怕“脱裤子”。毛主席都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何况我们呢？列宁说过，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认识错误并迅速地纠正错误。有错误就改正，是光荣的。

　　说服人是不容易的，这有一个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个问题。

　　先讲立场。我们的立场是党的立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它表现在党性与党的政策上面。

　　比如，拿对平均主义的态度来说，就反映了各种不同的立场。有些人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义。还有一种人，是以平均主义作幌子，实际上，据我看来，他并不是什么平均主义思想。今天的大后方，一方面是一些反动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河南等灾区的人吃人；一方面是金融财阀的腰缠累万，另一方面是无数工人的失业挨饿。这种现象，他不反对。有的军阀发国难财，一次就是八十万，讨小老婆十几个。这种现象，他也不反对。看到延安衣服分成几种颜色，他就大叫这是等级制度。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立场。也有一种人，从个人主义出发，看法、立场也是错误的。例如五部有的同志说，我为什么要转部呢？ 原因就是这里每月少两斤肉，他的平均主义就是为了两斤肉。我们也想把这几个部的生活搞成一样，但这牵连太多，办不到。当然，也还有些同志是反对生活上特殊的个别人，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党。这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再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和党两条心的人是害怕自我批评的，怕露原形；他批评别人，纯带破坏性，是破坏党的。和党半条心的人也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的自我批评往往避重就轻，不接触错误的实质；他批评别人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或者吹嘘别人，让别人捧自己。国民党有个中央委员写了一副对子：“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在我们党内，这种人当然是少有的。但是，有的人就爱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不愿提自己失荆州、走麦城。这也不好。毛主席说，我们要有“三戒”，戒吹、戒拍、戒骗；还要有“三防”，防吹、防拍、防骗。我们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对别人的批评要采取欢迎态度。同时，我们要勇于提出批评，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这是党的立场。看一个人是否正派，首先要看他的学风是否正派，是不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其次看他的党风是否正派，有没有宗派主义，是不是照顾全局，照顾群众。再看他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过去不正确的路线使党受了很大损失。最后看他处理党内问题是否合乎原则，是自由主义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28〕。衡量一个人是否正派的标准就是如此，不能只是看他对我好不好。我们衡量人就要以上面这些为标准，坚持党的原则，坚持按这些标准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的批评有时即使很激烈，也是为了割治毒疮，是为了挽救人，而不是伤害人。

　　再以党内民主来讲，有一部分同志要求民主，让大家都能自由发表意见，目的是为了把党搞好。这是党的立场。党内有民主，才能发挥党员的积极性。还有一种人，他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强调自由主义，不要组织批评。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极端民主化的立场。还有一种人，他要求民主，是为了破坏党的纪律，并利用“小广播”瓦解党的组织，企图把我们的党搞垮。这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什么是“小广播”呢？不是任何私下的议论都是“小广播”，只要一不违背党的决议，二不违背党的政策，三不搞小组织活动，就不是“小广播”。

　　从以上所说看来，立场有敌人的立场，有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有党的立场。每一个人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人民大众的立场。

　　再讲观点和方法。我们的观点和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采取这种观点和方法。我们的立场和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第一，要客观地看问题，不要主观地看问题；第二，要全面地看问题，不要片面地看问题；第三，要看问题内在的联系，看它的本质，不要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即现象上。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要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系统的材料，加以分析、综合

　　主观和客观问题。我们认为主观是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点十分重要。毛主席说，要经常提倡这一点。好多人在莫斯科学了十几年，就没有学到这一点，学到的是德波林〔29〕的一些东西。比如这里有十多个人争论不休，谁是谁非，以什么作标准呢？以客观实际作标准。以对国民党的认识来说，一九三七年苏区党代表会议〔30〕（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上，毛主席估计国民党要抗战。但是，要使蒋介石抗战，建立真正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强调实行民主，发动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发动和抗日武装力量的逼迫，要使蒋抗战是困难的。当时，有人说毛主席强调实行民主是“左”了。事实证明，毛主席是对的。接着，国共两党合作了，国民党承认了八路军，有了些好的表现。毛主席又说，国民党是有两面性的。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国民党好得不得了，要十二万分诚意地拥护它。事实证明，国民党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一九三九年冬的反共高潮一来，才知道国民党不是跟我们讲恋爱的。这时有的人还不相信，一九四一年又来了一个皖南事变，这一下才知道毛主席的话正确。毛主席是有远见的。以对日本来讲，毛主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客观情势，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认为我们对日本作战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我们说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因为他是主席，而是因为他的这些认识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一个意见对不对，要以实际来检查，这是我们共同的标准。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样，有了争论，也就容易解决。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致的。别的阶级与党派是不敢彻底、完全正视客观实际的。我们是否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正确的意见，就要坚持，必须坚持；同时，又要随时修正那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即错误的意见。总之，要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目的在于求得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改正错误可以偷偷地改，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弯，还说没有改，怕承认错误丢面子。这也不对。认识是一个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完全正确。错了就修正，这是我们的党性的表现，是很光荣的，应该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意见。对了，也不要神气十足，其实一个人不会是什么都对的。另外有一种人，见别人修正了错误就耻笑人家，这实际等于是阻碍别人修正错误。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讲讲全面地看问题与片面地看问题。全面是和客观相一致的。片面就是主观。比如看一个人，他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只看到他的优点或只看到他的缺点，都不全面。有许多问题所以争论不休，就是这个原因。有人看到一个领导者有缺点，就说如果枪毙他，我举双手赞成。这样看问题就是片面的。一个领导者，他总是共产党员，不过在工作中有些缺点、错误，我们在审于中对特务都不枪毙，为什么要枪毙他呢？再比如对国民党，你如果只看它的积极方面，它一抗日，就只讲团结，结果产生投降主义；你如果只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它一反共，就只讲斗争。两者都是片面的。我们应该全面地看问题。

　　全面有历史的全面与现实的全面。一个同志，他现在有优点，也有缺点，这就是现实的全面。还有历史的全面，他有九十件事是好的，有十件事是坏的，如果你只看到那十件坏的，而不看他九十件好的，便去打击他，他当然不满；反之，你只看到他九十件好的，不看他那十件坏的，也是不对的。这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因为他不可能在同一天做一百件事。对一个同志的看法，要顾及现实的与历史的全面。某个同志在某年犯了一次错误，已经改正了，如果因为他犯过错误，便把他看死了，这就不对了。每个人布尔什维克化都有一个过程。在开始时，虽有半条心与一条心的区别，但有的人能改正、提高自己，于是他便天天前进；有的人老是不改，于是他便落后了。我们如果不是历史地看问题，看到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就认为他完了，这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看法。再以国民党来说，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和我们合作过一次，内战时期便反革命了，日本来了，它又和我们合作了。还要看将来。从过去、现在、将来看问题，这是历史的全面。

　　讲讲现象与本质。看问题不要只看现象，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土财主穿得很破烂，像是个贫民，但他有很多的财富埋在地窖里。有些城里流氓穿得很阔气，但家里很穷。就以这次整风来看，这是党内一场思想作风上的革命，是革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命。整风中发生很多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吵架。争论好多问题，比如，究竟共产党和延安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新老干部关系，平均主义和等级制度，等等。所有这些争论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党内思想的统一和团结的增强。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倾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毛主席说，这是社会上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意识经过各种关系在党内的反映，不一定是一部分人代表无产阶级，另一部分人代表非无产阶级。有时，一个人身上就同时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是因为我们的同志，有的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有的是农民出身，有的是地主家庭出身，等等。特别是我们党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环境中的，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会受到社会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我们党内，有的人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党，但思想并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毛主席说，党内如果没有这样的矛盾与解决这种矛盾的斗争，党就不能存在。党内思想斗争是必然的，是党内正常的生活。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缺乏群众观点，比如对妇女，只看到女学生，看不到广大的农村妇女，审查干部和锄奸只依靠少数人，等等，归结起来，都是缺乏群众观点。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有群众观点的，他们是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如果看到本质，争论的问题便好解决了。以国民党来说，它有好多现象，归结起来，它有两重性。看到这一点，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便产生了。有的同志问，我们党的领导一元化与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有什么区别？这里，忽略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国民党员有那么多思想政治不同的人，毛主席现在只把他们分为顽固的、进步的与中间的几类。这是本质的分类。

　　我们怎样做到全面、客观、本质地看问题呢？需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比如西瓜，从表面上看起来是绿色的，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切开后才知道颜色不同，而且还有籽、瓤等。看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个同志并非没有优点，但你片面地只看到他犯了一次错误，死记在心里，结果就会打击同志；见到一个坏人表面做了一件“好事”，就认为他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会产生麻痹思想。这就是没有分析。如果你分析了他有多少优点，多少缺点，你就能综合起来，得出结论，他是好的还是坏的，他的好的方面、趋势是主要的，还是坏的方面、趋势是主要的，就可以采取不同的具体办法对待。对中国革命的问题也应该这样看。毛主席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苏区党代表会议上讲国民党要抗日，就是用了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我们中国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反帝反封建，有国内的矛盾，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毛主席分析了当前这些矛盾后，综合起来，说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他还看到了发展的趋势，就是日本要进攻，我们要全面抵抗。这就产生了毛主席关于国民党要抗日、国共要合作的预见。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再如国民党内部有顽固势力、中间势力、进步势力，我们应仔细地分析其各种矛盾，再统一起来看，这就是又分析又综合。再如我们区别一条心、半条心、两条心，也是这样。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同时又要看到其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是分析。分析是为了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结果。

　　我们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是客观的、全面的、本质的，即辩证唯物主义的，那末我们大会上许多争论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比如在大会上暴露了新老干部关系的问题，有人说新干部“三会”、“二无”、“一有”；有人说老干部是“三大要求”、“八项注意”；老于部是戈尔洛夫〔31〕，新干部是吴部长〔32〕。这些都是片面的。我们知道，会说会写并不是缺点，只是会说会写而不会做才是缺点。否则许多老干部为什么还要求去四部学文化呢？讲到会说，我看有许多老干部在这个台上讲话绝不比新干部差。会拍是不好的，新干部是否都会拍呢了老干部也有会拍的。新干部入党时间短，斗争经验少，但老干部哪一个没有经过新干部的阶段呢？至于说老干部爱表爱笔，我看新干部对派克钢笔、瑞士表也是喜爱的。这些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思想方法，不是为了团结全体。我们处理党的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原则，团结全体”。新老干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就容易搞好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