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烽火满天、血雨腥风的抗日战争岁月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抗日军事力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我们所到之处，贴满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民族独立抗战到底”的醒目标语，传唱着抗日的歌曲。我记得，有许多歌曲都是我们的文化干事吴云戈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歌曲中不少是他自编自创的。当年，我们这些年青的新四军战士，就是从学唱这些歌曲中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是在这些歌声中得到激励，奋勇杀敌屡立战功的；也是唱着这些歌渡过了长江，开辟了山东战场，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虽然七八十年过去了，可是这些歌到现在仍记忆犹新。每当唱起这些歌曲，都会令我精神振奋，仿佛回到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也因此格外怀念我的老战友文化干事吴云戈，还有那些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的老战友们！

钱志铭摄于1950年9月

    《你是灯塔》，是我参加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时，学唱的第一首革命歌曲，到现在我一个字都不会唱错！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

    记得1945年10月北撤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约两三千人从常熟过长江，我们乘坐的是小木船。上船之前，吴云戈教了我们一首由赖少其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歌曲——《渡长江》：

    薄雾迷漫着江面，江水冲击着堤岸。
    当这黑沉沉的午夜，我们要渡过长江。
    饥寒困苦，算得什么？
    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
    长江是我们的，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获得更大的胜利！

    别看这首歌不长，但特别地“应景”，作用巨大。当时我们许多战士不会游泳，包括我在内，一看要过这么宽阔的长江，心里都打怵，而当我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真是鼓舞士气，大家意气风发“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了长江。

    我们连队过江后步行到东台，休整了几天，然后一路北上到达涟水。在涟水进行了休整、改编，浙东游击纵队改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三旅”。当时，我在教导营三队（政工队）当学员，我们教导营的政委是唐炎同志。前些年听说他就住在军事科学院内，离我并不远，但未曾谋面。遥想当年，他的爱人盛林，浙东纵队一位尽职尽责的优秀军医，每天背着医药箱行走在我们战士中间。当时物资匮乏，医疗条件有限。没有什么好药，只有红药水、紫药水、纱布等，最好的也就是消炎片了。可是大家一见到盛林医生，心里就踏实很多，仿佛什么病都没有了！

    部队从涟水出发后，一路向北进入山东，来到了现在的日照市，当时叫“石臼所”，是我们的解放区。在解放区里，儿童团、姐妹团为我们站岗放哨，大妈大嫂帮我们洗衣服，大爷大娘送来大枣、花生、柿子慰问我们。老百姓对人民子弟兵的热情相待，让我们一下子有了到家的感觉。什么是军民鱼水情啊？这就是！就像我们在浙东时那首《军民一条心》所唱的：“河里的鱼儿要用水来养，抗日的军队要老百姓来帮，军队打仗在前线，老百姓帮忙在后方，军民大家一条心呀，捍卫国土保家乡。”

    1946年的1月，我们打下了泰安。1月14日“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双方都不再进攻，部队暂时得到了休整。

    1947年1月（鲁南战役时），我以模范学员的称号毕业于华东野战军一纵教导团，分配到炮兵团工兵连担任文化教员，连长贺化铨对我的帮助很大，不幸在攻打开封市时光荣牺牲了。记得在临沂南李家庄架桥过程中，我因工作积极主动，给予记小功一次。4月间，我被调任炮兵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每月去营连了解上报统计报表，每次战斗之后，我都得在第一时间完成统计上报。为此，我从不畏惧枪林弹雨，经常穿梭于战壕之间，按时完成统计报表，总是第一个报送给组织部的周士标同志。

    1948年6月间豫东战役前，我被调去炮团特务连任副指导员。1948年9月济南战役后我升任炮兵团特务连指导员，南下参加了整个淮海战役。

    1949年3月，一纵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军，组织部长淳杰带职来炮兵团考察干部时，我被选调去军部政治部给汤光恢主任当技术秘书。当时炮兵团有三个营（每营三个连），加特务连共有10个政治指导员，为何挑选我去军部工作呢？而且是组织部长亲自在炮兵团蹲点半月左挑右选的呢？对我来讲，当时我全然不知，只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党叫干啥就干啥”！临别时，全军正在泗水训练如何过江作战的紧张阶段，我与特务连的同志们也没有告别一声，只是炮兵团政委姚念同志找我谈了一次不到10分钟的话，教导我要积极、主动、耐心、刻苦地工作，勇于克服困难，尊敬领导、团结同志，有事儿多请示、多报告等等，必要时还可以找保卫部门的领导报告、联系。

    我当秘书后不久，就随政治部机关过了长江，当时我们唱着赖少其作词，何士德作曲的《渡长江》，在“我们要渡过长江，获得更大的胜利”的歌声中，冒着滂沱大雨，忍饥耐寒，沿着宁杭公路日行百里，直赴杭州。5月3日杭州解放，除七兵团留驻浙江外，九兵团则挺进上海市郊。5月22日，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市区，敌汤恩伯，见大势已去，指挥部队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窜，谁知撤退的命令一下，兵败如山倒，出现了无可挽回的大逃亡、大崩溃。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

    我军进入上海市区后，在朦朦细雨中，战士们都抱枪睡在马路上，上海市民们送来的热水热饭，都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严明的纪律赢得了各界人士的赞誉。后来，当我见到我上海的舅舅时，他就对我说：“看到你们解放军进城后，有这么严明的纪律，一点儿也不打扰老百姓，所有的战士就睡在马路上、雨蓬下，就凭这一点，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老蒋回不来了！”

    我是1949年5月26日随二十军军部进驻上海市区的，随政治部汤光恢主任住进了永嘉路411号（原国民党的居正公馆内），豪华舒适的房舍，令人骤生“革命成功”之感。但是，毛主席早就提醒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让我们铭记在心。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我因被选调到胶东军区任党委秘书，没能参加抗美援朝，成为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我算不算个幸存者？因为二十军全员去了朝鲜，半数以上的人没能再回来！我在特务连当指导员时的“搭档”——连长孙祥龙，就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即使抗美援朝已经过去整整70年，可每当听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每当看到有关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影视资料，我的心都会掀起波澜，我虽未能与二十军六十师的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但我的心永远和他们连在一起。

钱志铭、钱宏伟父子在新四军研究会浙东分会年会上引吭高歌

    人老了，总是爱回想以往的人和事儿，那些早已牺牲的老战友的面庞会一个个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情不自禁地哼唱起吴云戈教我的那些老歌，一是激励自己的斗志，更重要的还是深切地缅怀我的老战友们。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