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东抗战

    根据毛泽东、朱德有关开辟沪杭甬，特别是建立浙东抗日敌后根据地的电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暂由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实施。华中局、军部、一师和六师多次调派军政干部到浙东。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中共浦东抗日武装奉命分批南渡杭州湾，陆续到达三北地区（姚北、慈北、镇北），同浙东党组织一起创立了三北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三北游击司令部，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连柏生为副司令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三北游击司令部是浙东抗日游击纵队的前身，是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和骨干力量，下辖第三、四、五支队等部队（简称“三五支队”）。浙东军政委员会还调整和加强了对地方党的领导，建立了三北、四明、三东、会稽工委。经历了日伪三北“反扫荡”、浙东第一次“反顽”自卫战役等战斗考验。1943年4月下旬, 三北游击司令部主力挺进四明山，解放了重镇梁弄，建立了以梁弄为中心的四明山根据地。

    1943年7月下旬，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役开始。中国共产党浙东军政委员会组建了三北自卫总队和南山自卫总队（后改名为四明自卫总队）。1944年1月，新四军浙东纵队番号正式公布。整个四明山地区，是新四军坚持浙东抗战的主要基地，也是日伪进攻的，更是国民党反动派同我反复争夺，妄图控制的地区，对于坚持浙东抗战，发展、巩固浙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战地家书

    1943年初，我由苏中一师奉调回家乡——浙东，在教导大队任一大队政治指导员兼政治教员。6月，我在翁岩给浙江省宁海县岔路镇的母亲寄出报平安的信，这是我离家参加新四军五年里的第一封信。尽管母亲缠足行走不便，却立刻只身跟着“跑单帮”的人，穿越日伪军、土匪横行的危险地区；在奉化吴家埠去宁波的路上，碰到土匪抢劫旅客财物，好在她穿着旧夏布衣，样子很穷，土匪放过了她。到宁波后，打听到去翁岩的途径，便乘小船到高桥，船上碰到一个翁岩人，居然还知道我。当时我所在的部队就驻在翁岩附近，我因公来到翁岩镇上，母亲意外地顺利地找到了我，我和母亲畅谈了半天和一个晚上。

    见到母亲身体硬朗，得知三个弟弟还在读书，祖母身体尚好，而我也健康无恙，母亲与我都感到无比宽慰。父亲早逝，弟弟太小，原先没干过农活的母亲居然成了家庭劳作支柱，连出猪栏肥、运粪等重活都常常自己干。我却无法忠孝两全。

    我问母亲：“老家有人知道我在四明山？”

    母亲说：“以前有人说是共产党，但不知道在哪里；也有人说四明山有游击队，是土匪。她不信我会当土匪害人，要是我确实误入土匪部队，就马上带我回家。”

    针对母亲诸多疑问，我讲述了自己离开天台学校参加新四军，在苏南和苏中抗战，后调浙东部队战斗的经过。告诉母亲，我打过很多仗，一直没有受过伤，也没有生过病。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为抗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斗的队伍。国民党的军队、土匪游勇消极抗日，还危害人民。国民党骂共产党是土匪，其实他们才是土匪。共产党一心为人民谋利益，处处依靠人民，部队才能有吃有穿还不断得到壮大。母亲也亲眼目睹了我们的部队同老百姓的关系融洽。我告诉母亲，抗战快胜利了，革命力量将会大发展，共产党一定能革命成功。万一我牺牲了，你也不必太难过。只望母亲身体好，革命胜利了，我们家也一定能翻身过好日子。

    我坚信革命胜利之时定可母子重逢，要母亲注意保密，防止家人遭到迫害。如有人问，就说我去抗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