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重视这个做法。1958年1月4日在杭州的一个会议上，他提出：“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5月，毛泽东准备尝试去做这件“很大的事”。他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秀才”召集到长沙，研究为马列经典著作“写序，作注”之事。他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言，六人一人一篇。毛泽东还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可惜，后来因为注意力的转移，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

    毛泽东是有终极情怀的人。他把自己的著述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审视，得出的评判另有一番滋味。1965年会见斯诺时，斯诺说他相信毛泽东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毛泽东的回答出人意料：“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怎样看这段“文章千古”的评论？它反映的是虚无情绪吗？不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信念坚定，他对未来的思考总是弥漫着深刻的哲学气氛。一千年或几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到新的天地，若真的像他在诗里说的，实现“环球同此凉热”，阶级、国家都消亡了，那么有关阶级、国家的著述，岂不失去了用武之地？文章能否“千古”，并不重要，只要寸心之间蕴含的理想主义能够“千古”，就是件让人欣慰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