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迪疑虑重重地问我:“这行吗?”
“我和陈司令事先商量过,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我说。
大会就这么开始了。然而,我刚讲了几分钟,杨迪从后台匆匆跑到我身边,紧张得满脸是汗。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不少市地打来电话,追问会议是谁主持的?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有的还提出要追查反对毛主席的黑手。”边说边递给我一摞纸条,说是中心会场台下递上来的。
我简单翻了翻纸条,全是这类问题,有的还上纲上线,骂得很难听。
我对杨迪说:“放心,我会处理的。”继续按我原定的提纲讲下去。
最后,我说:“会议期间,收到不少电话和纸条,追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为什么不搞‘三忠于’活动?还有的同志提出要揪黑手。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决定的,要揪黑手就揪我吧。”
会场上传来叽叽喳喳一片议论声。我提高了嗓门,对着麦克风大声说:“不仅这次会议不搞,今后全省都不要再搞这些东西。如果你真的忠于毛泽东思想,那就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去把落实政策的各项工作做好。”
大概是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当时并没有人怀疑我是什么黑手,这股刮了大半年的歪风,在辽宁全省很快就被煞住了。
不久,去北京开会的陈锡联给我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在内部一个什么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三忠于”活动的严厉批评,今后全国都不许再搞了。我心想,这可能就是主席向中央碰头会询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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