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会议虽然只开了2天，但它的历史意义却重大而深远。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不妨把历史时针往后拨20年，也就是1949年6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反思国民党数百万大军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是个军人，打了一辈子仗，他把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条条对比，总结失败却没有一条是军事，都是政治。他写到共产党有七大优点：（一）组织严密，（二）纪律严厉，（三）精神紧张，（四）手段彻底，（五）军政公开，（六）办事调查，（七）主义第一。

    这七条呢，恰恰都是古田会议给我们党和军队奠定的基础理论，也是我们常说的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精神内涵。

    但是我们今天探究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会发现这一历史性课题的提出并非一帆风顺，红四军在古田会议之前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召开过8次党代表大会，都未能形成共识，找到答案，反而是伴随着朱、毛之争，军委、前委之争。

    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后改编为红四军。名义上是合编了，但由南昌起义部队组成的28团和由秋收起义组成的31团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融合，原红四军前委委员谭振林回忆说：“当时，朱德到31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28团去讲话。”

    我们说到井冈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胜利会师的大油画，其实，朱、毛会师后形成一体化的坚强红军力量，那是古田会议以后的事。

    另外两支部队的特点也不一样，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士兵大多参加过北伐，军事性较强，但只在团一级建立党支部，士兵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比较严重。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以农民矿工为主，军事性较弱。但经过了“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政治性较强。

    根据当时中央指示，红四军的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这样红四军就有了两个领导机构，一个是前委，党的领导机关，毛泽东任书记；另一个是军委，军事领导机构，朱德任书记。后来军委、前委之争由此开始。

    1929年1月，为打破蒋介石对井冈山的第三次“围剿”，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28团、31团下山，出击赣南，引开敌人。红军刚下山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连续打了四个败仗。加上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有困难，就容易出现争论。为了方便解决给养、宿营的问题，朱德提出了分兵的建议，主张由他带28团、毛泽东带31团各自行动。这就是所谓集权、分权之争。

    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越是恶劣的环境，部队越要集中，不然就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在罗福嶂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建议，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为了减少管理层级，同时也为了断掉朱德分兵的念头，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毛泽东是集权，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取消军委之后，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很快歼灭了敌人两个团。这是红军下山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

    这边仗打胜了，那边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带着中央“二月来信”来到了红四军。刘安恭是海归派，喜欢机械搬弄苏联那一套，很看不惯毛泽东做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他一边倒地支持朱德。

    毛泽东很快发现，自己作为党在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正在被架空，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以前都是朱德和毛泽东会签后呈送的，现在则由朱德和刘安恭两个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二是红四军在龙岩小池召开作战会议部署三打龙岩竟然不通知毛泽东参加。这让毛泽东产生了“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

    这是红四军党内的问题，我们再看部队的问题。随着赣南、闽西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广大农民踊跃参加革命，农民意识也扑面而来。当时关于朱毛红军的报告统计，农民占到了百分之八十，成为主要力量。改造这支队伍是很难的。

    比如严重的地方观念。28团想去赣南，该团赣南人多；31团想回浏阳，老乡想回家；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致使初期红军部队指挥调动困难。

    比如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见稻谷正值成熟期，士兵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无人顾及，在地主豪绅反扑下城池得而复失。这是非常典型的农民队伍，该割稻子了，回家收稻子去了。毛泽东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吃、大喝、大赌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28岁的陈毅担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性很强，而且坚持原则，所以难免会得罪很多人。比如，说毛泽东搞家长制的人常常讲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打土豪，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把他的猪全部没收。因为好多战士想吃猪肉，毛泽东知道后大发脾气，当众大骂毛泽覃，还挥拳要打他，被大家劝住了。毛泽覃也很要强，他大声质问毛泽东说：“怎么？你要打人？这是革命的地方，不是毛氏宗祠。”

    后来，毛泽东下令把猪还回去，在场等候吃猪肉改善伙食的众多官兵，眼看肉都快到嘴边了，却因毛泽东的阻止化为泡影，所以他们感到非常不满。事实上，猪贩子是做小本生意的，把他当土豪来打是违背党的政策的。但在当时，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还不够高。所以他们很难理解毛泽东的做法。可以想象，毛泽东作为极少数的先进分子，要改造大多数人，极其艰苦。

    “七大”开完后，毛泽东身心俱疲，离开红四军到地方指导工作。陈毅也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1929年10月，朱德奉上级命令，率部出击广东东江，打了一个大败仗，伤亡非常惨烈，刘安恭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为什么会打败仗？其一，领导层思想不统一。没有了毛泽东所谓的“专断、一言堂、家长制”，前委会开成了“民主会”，很快变成了纵队长“联席会议”。各纵队长为各纵队的观点、利益争来吵去，大民主、小民主十分热闹，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以至于战前的红四军“八大”无组织状态地开了三天，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其二，补充俘虏兵埋下隐患。国民党投降的一个旅士兵多为兵痞或流氓无产者，组织纪律性非常差。为了扩大红军，红四军将他们编入队伍，人头是上去了，但人员思想政治素质却下来了，部队一受挫马上出现大量逃兵。在血的代价面前，朱德和许多同志认识到，面对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加强党的建设不行，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

    另一头，陈毅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等讨论红四军的争论和方向问题。期间，陈毅认真研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才发现毛泽东对政治路线的高瞻远瞩。通过讨论、思考和总结，陈毅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

    9月28日，中央发出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特别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大权集中要在前委，前委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府工作，以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做法，并且明确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陈毅回到红四军后，和朱德一起请回毛泽东。朱毛消除分歧后，为了全面迅速地统一全军思想，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召开了古田会议。

    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着重纠正8种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明确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