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准确、科学的定义。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的总的定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者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4]。这一经典性的表述，至今还在使用，充分显示了它的正确性和生命力。

　　刘少奇的报告从9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当时全党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在毛泽东思想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它为干部群众理解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推动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几十年来，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不断深化，新的论著层出不穷，但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的论述，今天仍未过时。

　　五、抗日战争胜利后，及时主持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方针，调动10万军队先机进入东北，并部署在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根据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指挥了先机东北的战略争夺。9月7日，刘少奇指示华东局立即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派往东北。9月11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命令：山东分局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9月15日又下令：从华北、华中选调100个团架子的军事干部，迅速前去东北。9月17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致重庆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提议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皖南、皖中新四军第七师也向北撤退，从山东、华中抽调10万至15万人北上，控制冀东、热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回电完全同意。9月19日，刘少奇起草中共中央给全党的指示，正式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5]，同时命令：山东部队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3万兵力到冀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新四军除五师外，调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部队撤向苏南，苏南、皖南主力撒返江北；晋冀鲁豫军区准备3万兵力在11月调到冀东和进入东北。随后，刘少奇从各单位抽调大批政治、军事干部派往东北。先后开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达11万人，干部2万余名，其中包括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彭真、张闻天、高岗，5名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李立三、罗荣桓、林枫和10名中央候补委员。这一重大战略调动，打破了国民党企图抢占东北以便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图谋，同时又及时将驻在南方国民党心腹地带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从全国看，中共领导的军队已经从东北、华北到华中连成一片，摆脱了分散被动的局面，处于有利的战略态势，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随即因劳累过度住院治疗。刘少奇继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指挥东北战场。11月，配备了美式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共7万人，通过海运赶到秦皇岛登陆，向装备落后的中共军队大举进攻，16日占领山海关。中共军队于11月底主动撤离锦州、沈阳。刘少奇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战术。11月20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东北局：“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6]。刘少奇把这种策略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1月23日他向在重庆的周恩来通报说：已去电要彭真、林彪在苏军撤退后“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7]。12月下旬，毛泽东病情稍有好转，在仔细研究了东北局势后，写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这一指示同刘少奇一个多月来指挥东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部署完全一致。到12月底，东北我军扩编到22万人，部队向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展开，逐步建立起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为未来三大战役首先从东北发动，准备了条件。

　　六、主持制订《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指导老、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为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作出突出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抗战胜利后，这一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强烈要求。中共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以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1946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商量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8]。随后，刘少奇又同任弼时、薄一波、邓子恢等人逐条研究起草，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初稿。5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史称《五四指示》。

　　《五四指示》是中共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已经从实行减租减息转变到实现耕者有其田。其时，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多人口。《五四指示》的贯彻，使大多数解放区农民获得了土地。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坚决站在共产党一边。

　　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这一新形势的出现，对土地制度的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月至9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

　　同《五四指示》相比，《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更加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对所有土地统一平均分配，并归各人所有。

　　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布施行。随后，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暴风骤雨般掀起，连国民党统治区也受到极大震撼。到1948年秋，在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各阶层占有的土地大体平均，亿万翻身农民阶级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积极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参战，有力地支持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拥有1亿多人口的老解放区已经按照《土地法大纲》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但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土改工作仍由刘少奇分管。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2月12日又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步骤。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方针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政策。全会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6月14日至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一届三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问题。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论述中国土地改革的重大意义、根本目的、历史经验和方针政策。他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的起草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了说明。7月下旬，刘少奇又主持制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8月经政务院通过后颁布施行。

　　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法》是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文件。它总结建国前制定《五四指示》、《土地法大纲》及其施行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切合建国初实际的新政策。它明确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到1952年冬1953年春，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省外，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工作在全国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7亿亩土地和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历史原因，反封建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党经过领导制定和贯彻《五四指示》、《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三个里程碑式的文件，一步一步地领导农民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终于彻底消灭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刘少奇在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提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订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刘少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的长篇发言，讲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认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他进而委托刘少奇：“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9]

　　9月13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之后，9月15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并于9月30日上报中共中央。刘少奇在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对张闻天写的提纲作了两次大修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10]，指示“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11]。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刘少奇又写了《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等党内报告，并在有关会议上讲话，更加明确、完整地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的这些工作，为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作了理论准备。

　　刘少奇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要点是：全国解放后应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要使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国家争取用10到15年时间和平地消灭资产阶级，过渡到社会主义。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文稿中，对这些基本原则作了详尽的阐述。这些论述，发源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又是对它的补充、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正紧张进行的时候，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

　　为了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主报告。1956年6月底，中共中央成立由刘少奇主持的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具体主持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从内容到文字，对报告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刘少奇在报告中，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关系的变化，指明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强调全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报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提出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等一系列改进国家工作的目标，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规定了相应的措施。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是八大路线的主要内容。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