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断言：“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少年的品质决定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人的志向初始于少年，形成于青年，发展于中年，辉煌于晚年。宋代理学家朱熹说：“百学须先立志。”可见，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对于影响一生的成长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今天让我们轻轻开启历史的闸门，共同回顾刘少奇同志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历程，看看一位从贫苦农民家庭出生的湖湘学子，怎样从沩山脚下、靳水河畔走出宁乡、走出湖南、走向世界，最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理论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继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一、走出刘家

    1、出生农耕家庭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湖南长沙湘江两岸沩山脚下靳水河畔的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父亲刘寿生和母亲鲁氏郑重地按照江西吉水迁移湖南宁乡南塘刘氏家族第九代拟定的“起序端方，绍允维臧，麟勋渠翰，际运隆昌”的谱系，为他取名绍选，字渭璜。因他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九，家里人都亲切地叫他“九满”伢仔。“刘少奇”的大名，是他在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时才开始用的。

    刘家世代以“耕读传家”，在炭子冲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刘家祖辈勤劳正直，朴实忠厚，家业逐渐丰厚。刘家祖辈为人慈善，乐善好施，丰衣足食不忘帮助邻里乡亲。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既会农活，又善处事，受过私塾教育，能写会算，公道正派，在当地人眼里是一位读书明理的“能干人”。他重视子女的教育，且方法得当，一方面千方百计让子女们入私塾读书，学会写书信、打算盘；一方面严格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学会春种秋收、犁田插秧的全套本领，灌输自食其力的思想。刘少奇与他的三位哥哥都接受过私塾教育，而且个个都是干农活的好手。刘少奇的母亲鲁氏也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与丈夫一道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刘寿生因病过早离开人世后，鲁氏以坚强的毅力挑起了全家养家糊口、、养儿育女、教导婚配的重担，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经营的祖业积沙成金，逐渐振兴起来，经常用家里的积累接济贫困人家，在乡村传为佳话。

    刘少奇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勤劳、节俭、友善且家教严格的家庭中。父亲的直爽、厚道、勤劳和精明，母亲的贤淑、干练、坚毅和宽容，哥哥姐姐们的和睦相处、团结协作，在幼年刘少奇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刘少奇小时候长得瘦弱文静，又是家中的“满崽”，长辈们视他为家中骄子，兄弟们对他关爱有加，但他并没有养成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五岁开始，刘少奇便跟哥哥到田边看牛、割草、捡稻穗，跟姐姐到山里拾干柴、摘山茶、采蘑菇，或者跟父亲一起到田里捉泥鳅、除稗草。每当农忙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们都下田去插秧或收稻谷了，刘少奇就去田间送茶水、送汤粥、提秧苗、拖稻草。刘少奇经常和哥哥们一起到田里除杂草，他虽然年纪小，但并不示弱。尽管烈日当头、满头大汗，禾叶刺痛了手脚，蚂蝗吸吮了鲜血，他都全然不顾，坚持低头弯腰劳作。幼年时期的刘少奇，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尝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感同身受。

    到了八九岁，刘少奇便单独出门与邻家的孩子们一道从事各种农事劳动。刘少奇每天上完私塾，便和他的小伙伴们相约一起，到散发着花草和泥土芳香的山坡上放牛、割草、扒柴、拾粪。每次放牛时，刘少奇总要带上一本书，一边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一边聚精会神的看书学习，神交古人。

    简单、朴素而又充实快乐的农家生活，使得少年刘少奇天生具有了一种朴素、勤劳、坚定、乐观的气质，加上他从小接受了湖湘文化熏陶，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营养，为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成就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沐浴湖湘文化

    俗话说，伟大出自平凡，但产生伟人的地域一般都不平凡。伟人的出现，与其时代背景、文化底蕴和生存环境密切相关。湖南地处华夏腹地，八百里洞庭之南，是长江文明的发源之地，俗称神农故里、屈贾之乡。三湘四水孕育了千古流芳的湖湘文化。周敦颐、王船山、朱熹、张栻、魏源、左宗棠、何绍基、黄兴、蔡锷等英才辈出、群星闪耀。湖南地区独具特色的地理环境、积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物产，成就了无数英雄豪杰，推动着社会历史发展。

    湖南属于亚热带区域，雨水充沛，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青山环绕，风景秀丽，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成了独具特色、生生不息的湖湘文化。早在新旧石器时期，中原部落便在三湘首邑长沙周边茹毛饮血、钻木取火、洞穴生息。到了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便有大批的中原贵族南迁，经长江流域进入洞庭湖，来到湘江之滨谋生。宁乡是早期楚文化集散地，因为“四羊方尊”、“人面纹鼎”和“大铜铙”的出土，被誉为“南中国的青铜器之乡”。

    作为坐落在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是古代中国四大书院之一，闪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湖湘有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培养和教育一代又一代湖湘才子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到了近代，涌现了一批新式学校，如湘潭的东山学校，宁乡的玉潭学校、云山学校，都是传播维新思想、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的启蒙学校。

    刘少奇在炭子冲读过六、七年私塾，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基础。1908年刘少奇8岁时，曾在离家不远的朱家祠堂念私塾，学习了《四书》、《五经》、《论语》、《孟子》等儒学经典。1909年，刘少奇到离炭子冲约7里路的洪家大屋上私塾，教授他的杨毓群不但国学根底深厚，而且还进过新办的师范学堂读书，具有维新思想意识。洪家大屋是宁乡县芳储乡有名的大户人家，刘少奇在这里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学习了天文、地理、数学等新的知识。刘少奇在洪家大院看书如鱼得水，在这里阅读了《今古传奇》、《世说新语》、《西游记》等新书。他看到洪家的女孩子不用缠足，感到十分新鲜。洪家富足的生活，也引起了刘少奇的思考：为什么洪家的小孩子放学后不用看牛、割草呢？为什么洪家的男人不要下田干活呢？为什么洪家的家务杂事也有佣工来做呢？……在洪家大屋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的所见所闻，与社会上的不平等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少年刘少奇心灵深处点燃了济世救民的火花。

    除了在私塾学到的知识外，刘少奇在课后也酷爱读书，他不但勤于获取新知识，而且善于动脑子思考新问题。邻里乡亲都知道他喜欢读书，凡事都能有根有理的讲出个道理来，因此送他一个“刘九书柜”的雅号。

    刘少奇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土崩瓦解，资产阶级维新变革艰难进行的时候，他受到了晚清时期 “旧学”和维新变法以来“新学”两种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新文化在他的身上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和长沙精神如雨露般滋养着刘少奇，这也是他后来走上救国救民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重要原因。

    3、相逢变革年代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清政府日益衰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由盛而衰如日落西山，不可扭转，吏治腐败、国库空虚、军队软弱、匪患泛滥、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危机四伏。

    弱国没有外交，落后就要挨打。19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此，强盗般的西方侵略者向文明之邦百般掠夺，掀起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大清王朝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并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1958年至1964年，俄国武力威胁大清政府，通过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割据中国领土144万多平方公里。1894年至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由于朝廷软弱求和，洋务派苦心经营的新式陆海军完全溃败，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岛，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泱泱大中华一直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一些富于忧国忧民的有志之士主张维新变法，拯救国家民族与水深火热之中。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严复等放眼看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力主 “师夷长技以制夷”。

    19世纪末，清政府名存实亡，封建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已经处于四分五裂、国弱民贫、灾难深重的境地。在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更加迫切地摆在民主革命者面前。

    刘少奇就出生和成长在这样一个时局动荡、新旧更替、矛盾交织的时代。年少的刘少奇经常到私塾同学周祖三家看书，从书中了解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知识和新信息。周祖三的父亲周瑞仙是一个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曾留学日本，加入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刘少奇在周家看到了一些宣传进步思想的书籍。此时，他开始知道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这些维新派人物的名字。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刘少奇觉得很新鲜；梁启超宣传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清政府的腐败，也使刘少奇深受启发。他十分佩服谭嗣同这位湖南老乡，并认为做人应该做谭嗣同那样为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

    1911年，刘少奇到花子塘二姐家寄读时，中国正发生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变化。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最腐朽黑暗的时刻了，一方面，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将维新派的改革运动和义和团的起义镇压下去；一方面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和支付辛丑条约的巨额贷款，更加疯狂地向老百姓搜刮民财。长沙、宁乡等地也发生了轰动全省的饥民暴动。离炭子冲不远的靳江上游麻山、六角窑等地也和其他各地一样，大批农民自动集合起来，到富裕户家中开仓抢粮。刘少奇对此感触很深。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在武昌建立。刘少奇的二哥刘云庭作为湖南新军参加了武昌起义。刘云庭在湖南新军服役，担任过排长、副连长、为了接应武昌，参加长沙新军起义。当他从部队请假回家时，向刘少奇详细讲述了长沙光复经过，并给刘少奇留下一本《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如获至宝，一口气将这本书读了两遍。从书中，他知道了腐朽的清王朝已经结束，主张民主共和的新政府已经建立；他知道了武昌起义革命新军的壮举，知道了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掀天揭地的伟大贡献，并从心中油然升腾起一轮关心国家危亡和民族兴衰的太阳。他要求二姐为他剪去辫子，以示与清王朝的决裂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

    受到辛亥革命维新思想的启示，刘少奇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他坚决要求到宣传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的新学堂学习。当时，他所知道的就是宁乡玉潭高等小学堂。但要到这所学校读书，必须取得初等小学堂文凭。刘少奇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离家20多里的西冲山芳储乡小学念初等小学堂。在这里，他勤奋努力，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仅用半年时间，他就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文凭。1913年7月，刘少奇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宁乡玉潭学校，开始了他外出求学的历程。

    二、走出炭子冲

    1、就读于玉潭学校

    小树两边栽，浓荫绿上阶。
    他年成大树，必是栋梁材。

    这首《玉潭学校门前栽树》是刘少奇就读于玉潭学校期间所作的一首励志小诗，与毛泽东儿时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刘少奇立志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

    玉潭学校位于宁乡县城玉潭镇，是古时宁乡县城的城乡结合部。这里不但风景秀丽，而且地处长沙通往益阳、常德的驿道上，城南有沩水河从沩山滔滔而来，向湘江滚滚而去，是宁乡人走出长沙、走出湖南、走向世界的黄金水道，地理位置十分显要，是商贾云集、文人荟集之地。凡省城有什么时事变故和风吹草动，这里便顺势而为、遥相呼应。玉潭学校的前身是玉潭书院，1902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时，改名为玉潭高等小学堂。院内古木苍天、池塘碧绿、怪石嶙峋、花草芬芳。学校图书馆收藏了古籍图书数万册，为宁乡鸿儒国学雅集之地。凡受聘于玉潭学校的老师，一般都是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才俊，或者是清末秀才，他们集国学和西学知识知识于一身，而且不少老师受到维新思想和革命倾向的熏陶，影响了一批莘莘学子发愤图强 。
刘少奇在玉潭学校被编入第十一班学习。他对学校开设的各门功课很感兴趣，尤其关心时事政治，特别喜欢自然和地理。上历史和地理课时，每当老师讲解地球、地域、地形时，或者叙述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时，刘少奇总是紧锁着眉头，凝神注视眼前的世界全图，默默地沉思着。他想：如何实现前人设想过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呢？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国变得如此落后和受人欺凌呢？今后世界和中国将如何变化发展呢？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他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的图书馆、阅报室去看书看报。他最喜欢的报纸有《申报》、《大公报》、《国民日报》等。那时候，对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洋务运动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局势等，刘少奇都十分关心。

    当时学校没有给学生发数学课本，全靠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刘少奇上课非常专心，有着超强的接受能力，不论学习什么内容都能很快理解和记住。他平时说话不多，但是回答问题有条不紊。他爱钻研问题，勤于学习，善于思索，不迷信，不盲从，遇事不慌不忙，有自己的主见。他的国文基础在班上是最好的，但是他仍然不肯放松自己的学习。他的作文言简意明、语言流畅、叙事精辟、说理透彻，能够灵活运用典故，并且针对时事和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或者贴在墙报上展示。他曾作了一首七律《咏铁牛》：“南门桥上双铁牛，瞪目竖角望河洲。狂风刮来毛不动，暴雨淋时汗竞流。青草遍地常闭口，金鞭抽身不回头。儿童空有绳和索，昂首江边孰敢收?”该诗不仅对桥上所铸的铁牛作了细致入微的形象刻画，而且高度赞扬了勤劳执着、坚忍不拔的“铁牛”精神。这也是作者一生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的真实写照。

    在与同学相处中，刘少奇则体现了他严于律己、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他积极参加班务活动，善于组织和动员同学按时完成老师下达的任务。同学之间有纷争，他总是旗帜鲜明的支持正义一方，批评理亏一方。学校开展卫生大扫除时，他总是抢着干最重、最多最累、最危险的活。
除认真学习课本知识以外，刘少奇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是班上乒乓球的主力球员之一。到了春暖花开或者秋高气爽的时节，刘少奇还和其他的同学们一起到郊外去野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从炭子冲到宁乡县城，少年刘少奇在思想意识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追求真理、报效国家的理想信念开始萌生。

    2、反对复辟帝制

    在玉潭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情对刘少奇影响特别深刻，这就是他亲身参加了宁乡人民抗议袁世凯与日本签订 “二十一条”的爱国斗争，这是刘少奇参加群众运动的开端。从此，他的爱国热情、救民愿望更加强烈。

    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西方各国忙于应战而无暇顾及邻国的机会，加进了对我国的侵略。同时，他们抓住袁世凯想要做皇帝、急于得到列强支持的心理，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想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庸和领地。日本政府在“二十一条”中提出的无理要求激起了中华民族的强烈愤慨，袁世凯迫于各界的舆论压力，遂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谈判，但是在谈判中却屈辱地节节退让，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几乎全部同意。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日本政府的野蛮行径和袁世凯的卖国勾当让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奋力反抗。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各个城市不约而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国储金和抵制日货的群众运动。与长沙近在咫尺的宁乡县城也正在酝酿一场反袁抗日的风暴。

    当时，刘少奇和玉潭学校的同学们虽然还在教室上课，面对国家的危亡，已无法静下心来闭门读书了。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奋笔疾书，慷慨激昂地撰文，述评时事、痛陈国事、抨击腐败，在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刘少奇听到在中国与日本的交涉以屈辱和失败告终时，他当众刺破自己的手指，含着热泪，在白纸上写下“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在刘少奇等同学的带动和梅冶成等老师的支持下，玉潭学校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走上街头，在县城各处散发“毋忘国耻”、“取消二十一条”、“打到卖国贼”的标语和传单。他们还与县城各校联络，迅速组织了一场轰动全县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刘少奇以他清瘦的身躯举着“毋忘国耻”的牌子，走在了群情激奋的游行队伍最前面。他个子高大，声音洪亮，带领大家一遍一遍高呼着口号，动人心魄。他还参加玉潭学校的师生宣传队到县城各处演讲，号召民众声讨袁世凯，抗击日本强盗。他站在台上，满怀激情地振臂高呼：“同胞们，梦醒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同胞们，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赶走日本和各国强盗！同胞们，奋斗努力啊！”刘少奇满怀深情的演讲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全县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加入到救国储金、抵制日货的行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