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刘两家是中南海的好邻居，关系密切、其乐融融

    1963年夏天，为了方便刘少奇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中南海的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他搬进怀仁堂后面的福禄居。然而，在西楼相处的11年却给朱、刘两家留下了不少耐人回味的记忆。那时，朱、刘两家都是大家庭。刘家孩子多，朱家亲戚多。爷爷在四川老家是有名的孝子，也是厚道的兄长，当年他能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离不了兄弟姐妹手足相助。解放后，他感恩图报，就接他们每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忽一下从老家来了十几个孩子。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刘两家互为邻居，老老少少几十口，却相处得其乐融融。这一切都源于朱老总和少奇同志两位老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当时彭德怀和杨尚昆家人口少，饭菜的质量相对好些。爷爷和少奇同志家人口多，一到节假周末，住校的孩子都回来了，大盘大碗地端上桌。家长在桌时，大家还眼巴巴地瞅着装斯文。家长一走，顿时抢作一片。每逢此时，彭老总和杨尚昆就把暗中多加的饭菜端过来，看着孩子们风卷残云，争食，抢饭，舔盘子。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爷爷也自报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少奇同志报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

    爷爷把定量缩减到26斤，在副食品匮乏而且全部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个定量标准就是爷爷一个人吃都不算宽裕，更何况家里还有二十来口人，又都是年轻人。但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爷爷却胸有成竹。困难时期，爷爷和奶奶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孙辈们，在乙楼南边的空地开出一片菜园，种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萝卜，又种了一些杂粮，还养了几十只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困难。不久，爷爷的做法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少奇同志一家也在甲楼南边开出一片菜地。他家种的向日葵长得最好，葵花盘大大的，颗粒非常饱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爷爷带着孙辈们把收获的蔬菜送到大食堂，慰劳工作人员，留下一部分自己吃。少奇同志家的向日葵丰收了。他请炊事员把瓜子炒熟，又让孩子们端着小盆把香喷喷的葵花子送给相邻的各家。

    四、两位伟人的革命友谊延续至今、日久弥坚

    少奇同志对朱老总的后代十分关心。1949年6月至8月，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沟通情况，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帮助和支援。在繁忙工作的间隙，他不仅见到了分别10年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还把我的母亲朱敏接到宾馆一起吃饭。在莫斯科，少奇同志特意把我母亲的几张照片，带回北京送给爷爷看。爷爷戴着老花镜仔细欣赏着一张张来自异国他乡的照片。

    母亲朱敏和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是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1950年夏天，母亲从莫斯科回国度假时，爷爷带着一群孩子去爬香山。爷爷从年轻时就喜欢体育运动，爬山是他的爱好之一。这一次，母亲叫上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的好伙伴刘爱琴和李敏，李敏还带上自己的妹妹李讷。爬山的一路上，几个从苏联回来的女孩子叽叽喳喳，讲的全是俄语，搞得爷爷和奶奶康克清就像维持秩序的家长，左右召唤。

1949年8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时，与长子刘允斌（左四）、女儿刘爱琴（左三）及朱敏（左一）合影

    等我上小学以后，我又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刘亭成了同一所小学的校友。每天清晨，我们五六个小伙伴在中南海西门乘坐一辆三轮儿童车去上学，傍晚又一起下学，常年如此，风雨无阻。在短短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中，这辆摇摇晃晃的儿童车却是我们快乐的小天地。有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复述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有时又玩起“剪子、石头、布”。如今，看到校园门口停满接送孩子的小汽车，我就想起乘儿童车上学的快乐日子。

    1978年9月在中国妇女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康克清奶奶当选为全国妇联主席，后来，又连任第五届全国妇联主席。那时，虽然朱、刘两家一个住在万寿路，一个住在木樨地，心却是相通的，两家的友谊仍在延续着。当年在奶奶身边的工作人员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来到万寿路新六所看望康奶奶，特意买了两件绣花的真丝衬衣送给她。而像康奶奶这样比较宽大的体型很难买到合适的衣服。外婆打开一件衬衣穿在身上试了试，不仅非常合体，人也显得年轻了许多。康奶奶满心欢喜地收下了王光美的礼物。她平常舍不得穿，只是在接待外宾或出席大会的隆重场合才拿出来穿，开完会又仔细地存放起来。

    （作者系朱德元帅外孙，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