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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广大学生、教师和学者也纷纷起来营救大钊同志。四月九日，北京九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十日，推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校长为代表走访张学良，由张的秘书代见。两位校长提出五点意见，其中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四月十二日，北京二十五个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３日北京《晨报》第六版）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统治阶级对迫害大钊同志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北洋政府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有的则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４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同志也曾一度动摇迟疑。可是，南北的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勾结在一起，竭力谋害大钊同志。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有竭力反苏反共、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民十六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以后，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而青年党这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惟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同时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一李大钊抵杀千万个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陈永年：《青年党外传》，载《文萃》第４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９日版第第１８页）奉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１９５１年８月初版，７４页）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这时已公开叛变，在南方疯狂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反动势力的怂恿，特别是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同志。张作霖害怕大钊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害怕人民的力量，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凶残丑剧。“会审”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七十分钟，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紧接着，就极端秘密地将李大钊同志等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道路“两旁均有宪兵警戒”。（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北京《晨报》第二版）敌人用极其野蛮的绞刑杀害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神色不变，从容就义。（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９日北京《晨报》第二版）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李大钊同志英勇战斗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大钊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陈毅同志曾赋诗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８日《人民日报》）这是对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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