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经介绍，亦不闻有人游扬，余心目中并无此人迹象。一九一四年，余创刊甲寅于日本东京，图以文字与天下贤豪相接，从邮件中突接论文一首，余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巽言复之，请其来见。翌日，守常果至，于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谊，以士相见之礼意而开始，以迄守常见危致命于北京，亘十有四年，从无间断。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在东京，余曾戏问焉，曰：“守常者为君名乎字乎？”曰：“字耳。”“然则文稿中君何不署名？”君怃然为问曰：“投文于甲寅，吾何敢与先生同名？！”吾因知守常之本名为大钊，执手绳其过迂，一笑而罢。

    一九一七年，吾发行甲寅日刊于北京，约守常共事，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排日到馆办事亦较吾为勤。但此刊意在纠正当时政治偏向，与所持学理及所奉主义无涉。未几，彼此都觉厌倦，因将日刊停止。翌年即一九一八年，吾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而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又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长，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镀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

    一九一九年，吾以广东护法而南下，故五四运动时，吾乃不在北京，其后余留滞于南者达四五年，行事因不与守常相接。迄广东失败，吾游欧洲一番，折回北京，则一九二二、三年之交，守常已赫然一变而为共产党人矣。守常则时以共产主义向吾启示，并约吾共同奋斗，然吾之赋性，最为守常所了解，相视而莫逆者，则吾实乃一个性特重，不适宜于群众运动之人也。当年孙黄在东京创造同盟会，吾与情好极笃，而未尝参与此事，守常彻底知之。越飞来京，守常约吾在东交民巷见面，所谈俱极融洽，当时吾并不觉身非共产党人，发言宜多所避忌。越二年为一九二五年，吾以反对曹锟贿选，参加段执政内阁，守常似不谓然，而亦未显加阻止。所可怪者，时守常与吾见面殊罕，而其与吾家属之关系反日密，吾方寓东城魏家胡同，守常每星期辄二三至。吾之三子，皆拜在守常门下，受政治课；守常之大女儿星华，亦依吾妻吴弱男为义女；守常夫人及他儿女均不断来魏家胡同，饮食谈笑，直不啻一家骨肉然也。余妻曾述守常语见告：“行严沈溺太深，吾不能救，独吾何能卸却保护其家属之责任？”他友告余，亦亲闻守常吐露斯言。伤哉守常！我老而无似，诚媿对此宅心长厚之良友已！

    当张作霖为大元帅时，受帝国主义之唆使，蓄意搜俄使馆，对守常不利。杨晳子先从汪伯唐所得此讯，急走告吾，吾谓吾妻：“窃恐守常不肯趋避。”已而果然。盖共产党之萃集俄使馆者，约百三十余人，守常闻讯，遣去百许，独二十余人坚守不动。或曰：“欲走而未及走也。”然恶耗酝酿，亘四五日，欲走则径走耳，无来不及理，守常及同辈二十余人执意成仁，于斯益可信。此时吾曾为守常事晤杨邻葛，反复讨议甚久，以邻葛之悍，亦为之浩叹不置，并恨其无法相救，其时帝国主义之惨毒，盖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