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表格中填写：
    1932年4月 中央苏区红军13军  参谋处长  主要证明人  何长工 

    据《韩振纪历史思想自传》表格中填写的内容，部队整编后，韩振纪被调到红13军，按新编制仍留在红5军团，职务被提升，由于他的军事理论知识比较全面，又有组织作战方面的实战经验，因此成为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董振堂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从此，韩振纪开始在革命队伍里担任较高的职务，参谋工作是他军事生涯中任职时间较久的一行，是一位较有名气的谋将。当时在红军队伍中，参谋长与政治部主任分管军事和政治工作，后勤不独立，军部直属参谋处、军医处、经理处和管理室等部门。其中，参谋处在参谋长领导下负责作战、训练、教育、情报、通讯业务，这些工作是韩振纪的专长。

    此时，红13军政委是何长工。参谋长张锡龙(前任刘耀曾)毕业于重庆中法大学、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还在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过，到红5军团以前是红军学校第3期军事团训练主任。

    4月3日拂晓，毛泽东等率领红1、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从长汀出发，向漳州快速前进。

    林彪、聂荣臻指挥红1军团第4军主攻漳州，并命令红15军助攻。黄中岳、左权奉命率领红15军先头部队，不顾伤亡惨重，挥舞着大刀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龙岩县城。

    14日，韩振纪随董振堂、何长工率领的红13军奉命赶到龙岩驻守，保障龙岩到漳州的运输线，监视粤军行动。

    这时，当地的土豪劣绅大都逃进了土围子，老百姓也躲进山中。董振堂指示韩振纪带少数部队攻打土围子，土豪劣绅不经打，只放了几枪就投降了。韩振纪又率部打击附近扰民安全的土匪，筹到一些粮款。

    董振堂下令整顿部队，严肃纪律，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无故放枪，违者关禁闭，对极个别有不良习气的人进行严加管束、处置。官兵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几乎没发生严重的违犯军纪的行为。韩振纪严格执行命令，领导红13军司令部参谋处的同志们日夜坚守岗位，掌握敌情，保持与上级和友邻红军的联系，并加强部队训练，随时准备奉命投入作战。

    16日，东路军进抵漳州城外。17日，黄中岳、左权率红15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靖城发动猛烈攻击，守敌杨逢年旅弃城向漳州溃逃。19日拂晓，林彪、聂荣臻指挥部队向漳州粤军阵地发起猛攻。敌人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向绍安方向逃窜。20日，红军进占漳州。

    此役，红军取得重大胜利，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307页）：歼国民党军第49师主力，俘敌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飞机2架，各种枪2140（挺），各种炮6门，步枪子弹13万余发，炮弹4900发。漳州战役是中央红军集中兵力攻打中等城市的一次成功战例，对巩固闽西苏区，发展闽南革命的新局面起到重要作用。

    四、“季黄叛乱”冤案

    从1932年3月红5军团的编制变动后，国民党就开始派人渗入部队挑拨离间，趁机策反。韩振纪在旧军队关系人不多，并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也有所耳闻，他对这种行为尤为鄙视，并和大多数同志一起，立场坚定，在行动上保持了与党中央的一致。

    赵博生的思想水平和革命修养很高，他模范地执行了中央的决策，做工作周密全面，团结带动了一大批人。董振堂跟共产党走说一不二，党叫干啥就干啥，不惜牺牲生命，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季振同参加红军以后，很有革命热情，当有人闹事的时候，他还协助政工人员平息风波，为红5军团队伍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季、董、赵、黄先后分别率部参加了赣州战和漳州战役，作战英勇。

    后来，韩振纪才知道，那时候，国民党曾多次企图对季振同进行策反，季振同基本上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政委肖劲光了。冯玉祥那边还派了一个高参想见他，经中央同意，季振同与此人见了面。关于季振同的上述情况，《肖劲光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讲到。

    季振同与赵、董两人相比，思想基础、生活作风，待人处事的方式均有所不同。他在国民党军中的老关系较多，思想上还有些“讲义气”的残余。他知道自己是个大少爷出身，在革命阵营里搞不好就会被人误解，思想上也有顾虑，但总的来说表现是好的。季、黄两人参加红军后曾多次说过“过红军这边来了，老蒋一定要他的脑袋”之类的话，他们都明白其利害关系，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变节行为。

    在周围一些人的影响下，季振同对于部队建制的变动、人事权限以及作战指挥等方面，可能渐渐有了一点想法，但他并没有打算离开革命阵营，只是向政委肖劲光提出要到苏联去学习军事，随后，中央也批准了他的这个要求。

    据韩振纪回忆，董振堂听说这件事很着急，曾和他一起赶到季振同处，想和季谈谈，但季外出了。事过许多年以后，韩振纪还清楚地记得，在季振同的办公桌上放着马列主义书籍，旁边一个小本子上还密密麻麻写着学习心得。那天，董振堂和韩振纪等了老半天，才见季振同和肖劲光一起高高兴兴地回来，丝毫看不出季有什么情绪。季振同对董振堂、韩振纪说，他已经向肖劲光表了态，到苏联去学习深造，回来到苏区接着干。当时，肖劲光还开玩笑说：“到莫斯科，我分得清东南西北，你头一回去，要找个向导才行！”

    季振同离开红5军团部时，把所有的东西，文件、表册，包括手枪都留下了，只带了个警卫员。季走的时候，红5军团还给他开了欢送会，当时的气氛还是很热闹的，大家都没料到会发生什么问题。

    漳州战役后不久，季振同先是去了中央所在地瑞金，他走了之后，董振堂接任红5军团的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接着，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抓了，而且被苏区法院判了重刑。

    笔者查阅了当年作为原告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当时，被控诉人有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红15军军长黄中岳、红15军参谋长肖世俊、“红校”总教官朱冠甫（曾任红5军团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曾任红15军副军长）、红5军团经理处科长李聘卿、红15军经理部副部长高达夫、“红校”管理员蔡佩玉。另外还有一个刘佐华，该控诉书原文写着“混差事，到苏区来当反革命代表。”原告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摘要：

    被控告反革命事实

    季振同、黄中岳1931年任白军26路74旅﹝旅、﹞团长，他们的阶级成份为地主，同时又是劳动社会党重要分子，他们参加宁暴根本就是投机的，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5军团和军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遂于1932年3月间乘红军于赣州撤围之际，即在九堡组织拖枪会议，参与同谋叛变者有肖世俊、高达夫、朱冠甫、李锦亭（注：原红41师师长）、曹振毓、张少宜等。

    该犯先后密派代表……分从汕头厦门一带与该党之白区及冯玉祥代表胡景陶、刘骥等从事接洽（有季振同之公差常兰亭并胡景陶、徐振三来往信件可证）。并在汕头、厦门、漳州、汀州等地设立机关……泰和祥并指定李聘卿为经理，尤其我们在汀州泰和祥内墙壁中及季振同的大衣袋内搜获冯方代表胡景陶信件及红军各种重要机关之空白印信纸，并先后检出季等往来之反革命信件多种。

    1932年4月间红军进攻漳州时，该犯等即实现其反革命计划，并与白军张贞订立通报，约定在作战时拖队伍反水之旗号。（有搜获之张贞通报原文为证）……在漳厦途中截冯派来之代表刘佐华一名，并当场在漳州同兴社内拘获季振同、黄中岳之代表肖世俊一名，人证俱获案情已白，国家保卫局负有保卫苏维埃政权及肃清一切反革命之责，用将季等反革命之所为并各种证据、口供等案送来提起公诉，请临时最高法庭予以审判为要。

    控诉书最后提出意见：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李聘卿、刘佐华、朱冠甫、张少宜等犯企图拖枪反水，进攻革命，颠覆苏维埃政府，破获后，证据确凿，尤厦多方抵赖，请临时最高法庭依照肃反条例处以死刑。高达夫为季振同、黄中岳等同谋，本处以死刑，但扣留后常能将部分的反动关系招供出来，请法庭处罚监禁五年。蔡佩玉反革命之所为，请法庭处监禁二年。

    根据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五号〕的内容，1932年8月3日至4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

    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8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执行。

    随后，按照法律程序，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了临时最高法庭关于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并作出了决议案，摘要如下：

    根据黄季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季黄2人虽是此案主谋者，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3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该案特作以下决议：

    (一)季振同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
    (二)黄中岳由死刑改为监禁十年。
    (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肖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1932年8月10日
    （以上内容均摘录自《红色中华》1932年9月6日）（《中央苏区检察史》第347～357页，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版）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案改变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等5人的死刑判决，主要是由于考虑到宁都暴动的参加者历史功绩之缘故，从当时可能的范围内作了留有余地的处理。

    从国家政治保卫局控诉书和临时最高法庭判决书〔第5号〕的内容来看，季、黄等人在思想上可能有些牢骚情绪，处理旧关系不谨慎，但将其定性为“企图拖队伍反水、进攻革命、颠覆苏维埃政府罪”，明显缺乏实质内容和直接的证据。来自敌方的资料、个别人的口供和一些当事人间接往来或议论，还有当事人的出身、历史背景、社会关系，均不足以说明实质问题，何况有些行为还是季振同主动汇报并经上级批准的。

    这是个错案，后来有人说是中了敌人的离间计。更加可悲的是，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被处决（据《肖劲光回忆录》）。

    赵博生、董振堂对共产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坚决以大局为重，努力采取措施维护部队稳定，给下面作了良好的榜样。红5军团的战友们又一次经受住了严重的历史考验，投入到反“围剿”战斗中英勇作战。

    上述案件中的当事人，有的于1945年“中共七大”平反，例：张少宜、牛冠甫等。据《肖劲光回忆录》第116页：

    由于这时季振同已离开部队，黄中岳率15军划归1军团，亦不在我们部队，所以我对其被捕判罪的情况一无所知。几十年来，对此案我始终有些想法。延安时听毛主席讲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后厅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讲，季、黄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直到1982年，中央组织部对此案给以了复审，经过调查研究，对季振同、黄中岳给以公正的评价，并予以平反，“左”的错误终于得到纠正，这使我感到欣慰。

    五、一场罕见的大刀恶战

    1932年5月，粤军陈济棠奉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乘红军分兵东西之机，派余汉谋3个师及独立旅等部共19个团进犯赣南苏区。

    6月中旬，中央红军复称红一方面军。6月21日，红一方面军遵照临时中央“解决入赣之敌”的指示，决定集中红1、红3、红5军团和红12军、江西军区部队攻取南雄，在此与粤军余汉谋部决战。

    部队进至大庾途中，韩振纪随董振堂去红13军各师巡视，在回来的路上天已墨黑，遭遇国民党小股地方武装袭击、包围。董振堂不慌不忙，叫韩振纪先弄清前面敌人的数量。韩振纪跑到一个山坡上，远望去数十只火把一闪一闪的，他便把这个情况报告董振堂。

    这时，董振堂、韩振纪只带有5名战士，长短枪共7支，子弹百余发，若打起来很难取胜。两人商议了一下，决定立即派一名战士带一匹马先撤回调兵。韩振纪嘱咐这名战士给马戴上口嚼子，步行避过敌人阻截，只要能走出一里地就骑马快跑。

    这名战士走后，韩振纪让大家把部分子弹集中，交给一名枪法极好的战士使用，然后散开，扼守山坡。这时，有十几个敌人慢慢摸上山，韩振纪带着神枪手隐蔽好，等敌人走近了就下命令：“火把集中的地方有敌人头头儿，瞄准了打他！”随着两声枪响，两支火把应声倒地。这时，韩振纪趁着微弱的月光，用手势命令所有散开的战士一齐射击，敌人搞不清山坡上到底有多少红军，于是暂时停止进攻。

    双方在黑夜中僵持，直到天快亮了，敌人又有进攻的迹象。就在危急时刻，红军增援部队上来了，董振堂见来了1个营，就说：“这么几个毛匪，何必兴师动众？”他立刻命令红军部队摆开阵势，这下子反而把白军围住了。敌人不知双方兵力已经完全扭转，不知死活地冲了上来，结果被红军来了个一勺儿烩。

    1932年7月3日，红1军团以两个团攻占了南雄以北的梅岭关要隘，歼敌1个团。敌军退守大庚。6日，红5军团佯攻南雄。红3军团围攻大庚，组织多次冲锋未果。7日，敌援兵1个整师向南雄集结，红5军团奉命北返，进至罗田、赤石、州头一带待命。

    在此期间，蒋军两个师进驻赣州后，迅速向大庚增援，准备对红军两面夹击。7月8日，董振堂奉命率由红3军和红13军合编的红5军团，向广东乌迳开进，当先头部队进至黄坑时，发现粤敌第4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于是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午后，红13军前沿部队在水口对岸与敌交火。韩振纪接到军团司令部通知，以红13军作正面攻击，以红3军由左翼渡江绕到敌后。他立即向参谋长张锡龙报告，张锡龙对他说：“部署部队抢占先机，不能让敌人过早反应！”

    当天下午，红13军在水口圩上游渡河。此时，天下大雨，董振堂担心影响作战速度，就把师长们找来，亲自部署，要求全部兵力过河战斗。韩振纪幼时在村外野壕中戏水，略通水性，他拉着两个参谋连游带，很快过河设立了指挥所。

    红13军的战士多数是北方人，不会游泳，但每个人都不顾一切，闭着眼睛冲进河水中，好在水时深时浅，战士们浑身是泥爬上对岸，向水口圩的敌人发起了攻击。这时，红3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激战两小时后，溃敌两个团。

    作为参谋处长，在参谋长领导下，韩振纪领会董振堂的作战意图，随时把握敌情的变化，参与作战计划的拟订与组织实施。在残酷激烈的战斗中，电台时有故障，与上级及友邻联系不畅，韩振纪指定精干战士往返，随时保持通信联系。

    7月9日拂晓，董振堂指挥红5军团对水口之敌展开全面进攻。中午，余汉谋命独立第3师和独2旅共6个团由南雄驰援水口，与其部第4师会合，以优势兵力向红5军团阵地猛扑。

    这是韩振纪戎马生涯中遇到的第一场恶战。他和军司令部全体人员都投入一线战斗，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手榴弹用完了就展开肉搏。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冲上去与敌人拼杀，每个人都杀红了眼。韩振纪作为人民军队一员，打起仗来不知死为何物，越战越勇。激战中，红军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战场上硝烟弥漫，杀声阵阵，尸体纵横，血染阵地。

    开始，红5军团以为敌人只有4个团，后来才发现敌人足足有10个团。中午，又一批敌人援兵赶到了，红5军团全体将士顽强抵抗，惨烈搏斗，阵地多次易手，预备队已用尽。董振堂亲自冲上阵地，与敌人拼大刀。红13军两个师的连、排干部大部分伤亡。韩振纪这个参谋处长身边已无参谋，他浑身上下分不清是谁的血和汗水、混着泥土一起往下淌，但他什么也顾不得，手枪子弹全部射光了，就扔在一边，拣起身边倒下敌人的步枪接着战斗。

    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陈毅率江西军区独立第3、第6师赶到增援，稳住了战局。接着，红1军团、红3军团和红12军也奉命先后赶到，合力聚歼水口地区之敌。

    10日上午，红军各军团重新部署：红5军团（欠第3军）和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担任正面进攻，红1军团和红3军、红12军及江西军区独立第6师由左翼向敌人右翼进攻。中午前，所有红军部队总攻开始，1小时后，敌人全面溃逃。

    南雄、水口战役结束，参战红军共击溃粤军15个团，逼使敌人逃回南雄。红5军团指战员浴血奋战3昼夜，光砍死的敌人就有900多名。此役，双方伤亡都很大，红军毙敌3000余，但自己也伤亡计2000余，红13军有的团仅剩下百余人。战后，董振堂荣获红旗勋章。（上述战事经过及数字，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相关章节）

    南雄、水口战役后，8月上旬，红1、红3、红5军团分别进至红色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和雩都（今于都）地区，在此进行休整、改编。红3军回到红1军团，红14、红15军回到红5军团，红14军与红13军合编为新的红13军，随之红14军番号撤销。赵博生任红5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3军军长，这样，韩振纪又一次在赵博生的领导下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