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苏联也要搞自己的东西

    1953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冗员、提高部队质量的紧急指示，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左右。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再次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中央军事领导机关和各大军区都作了调整。这次精简，海空军、军事工业、部队军械、车辆管理不是重点，反而相应得到加强。

    这一年，有些部队只顾加紧完成任务，拼命使用，造成汽车平均行驶里程、技术状况大幅度下降。全军每年报修车辆万余台，修车数占装备车辆总数的20%以上，少数部队高达30%，车辆出勤率还达不到70%。这种情况，让韩振纪感到忧虑，他向总后党委提出：

    现在，军队的车辆数目增加速度很快，我意见是要尽快采取措施，改变车辆修理及管理等方面的盲目、落后状况。

    韩振纪领导车管部，重点加强维修制度等方面建设，拟定了整顿措施，并报经总后党委批准后落实。韩振纪亲自点名，很快从各大军区调来一批直接从事车管业务、又有一定理论知识水平的干部，专门研究、制定车管工作的规章制度。在总后党委的支持下，韩振纪部长领导车管部草拟了《兽力辎重部队管理规则》《人兽力车辆管理规则》《军用汽车管理运用条例》《车管工作统计报告制度》等草案，提交给1953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军汽车修理工厂会议讨论。

    在此前后，部队凡有一定车辆台数的单位，都建设了车场，实行集中管理、维护车辆，车管系统的有关人员都提高了严格按规章办事的自觉性。

    1953年11月，总后方勤务部召开全军车辆管理工作会议，韩振纪主持会议。在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今后的车管工作应当有个原则，以便明确工作方向。据此，韩振纪在会上重点介绍了志愿军的车管经验，又与刘显宜副部长等人一起研究，结合当前实际问题，提出车辆技术保障以“保养为主，修理为辅”的原则。这几个字，与会的总后首长和其他同志都认为提法精炼，既明确又切合实际，于是很快就传达贯彻下去。

    这次会议要求，工厂管理应克服供给制的方法，按照企业化的经营方向发展。围绕这个中心，会议具体讨论了修理工厂加强计划管理、提高修车质量、降低修车成本，以及材料采购供应、资金周转等方面的问题。

    韩振纪在会上讲（摘要）：

    我们的军用汽车修理厂与地方工厂，两者的特点既有区别又有相同，我们目前的工厂是军事单位，直接为军队服务，为作战服务，同时兼有生产性质，也要核算，这一点和地方工厂类似。

    各单位在搞好技术训练的同时，在生产中开展劳动竞赛，在完成数量任务的同时，保证并提高修车质量。

    对所有的军用汽车修理厂进行严格管理，要求在基层和管理部门都建立管理制度，包括制定生产任务、修理程序和工厂规章、考勤等。

    会后，为了加强车管部所属汽车修理厂企业化经营管理，韩振纪又一次要求各工厂对职工人数、知识构成、财务状况、物资设备和原材料进行全面摸底、清理，并及时报告总后车管部。各工厂根据会议精神，制定了1954年贯彻北京会议精神的具体计划，并组织实施。

    在军委、总后党委领导下，韩振纪带领总后车管部采取多种措施，明确了各级车辆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经过一个时期实践，理顺了部门之间的业务关系，车辆管理逐步取得一定的成效。当时，全军汽车部队开展了“十万公里无大修”竞赛，使军队车辆修理能力大大提高，车辆技术状态保持良好。在1950年以前，我军的汽车大修间隔里程只有几千公里，1953年以后，提高到两万公里以上，到了1955年，大部分车辆达到了6万公里，有的驾驶员甚至达到10万公里以上。

    此后，根据大家意见，韩振纪、刘显宜组织车管部人员，既学习苏联军用汽车管理工作的做法，又汲取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车管工作的丰富经验，结合大面积军队用车的实际，搞了几个草案进行认真讨论修改。其中总后方勤务部《军用汽车管理运用条例》反复修改多次，于1954年3月颁发，经过全军试行，1957年4月正式颁发了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拖拉机管理条例》，这几部规章制度下发部队后，有力地加强了全军车辆管理，为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车勤队伍打下良好基础。

    这时，总后要求各部队实行工厂修理和部队修理相结合的方法，在军、师、团建立修理分队，担负车辆小修、中修任务，总部和大军区的修理工厂，担负车辆大、中修任务。

    总后车管部按《军用汽车管理运用条例》规定，建立了汽车行驶按里程实施以清洁、紧固、调整、润滑为主要内容的车辆“三级保养”制度，并以此进行年度普查，对不达标的车辆强制技术整顿。

    韩振纪担任总后车管部长期间，对部属的部分小型汽车修理厂进行了撤销、合并，组建了一些新的汽车修理厂，同时，他很注意军队汽车修理厂与民用厂之间的相互支援和转变工作。根据军委指示，韩振纪经手交出了一些军办汽车工厂给地方，还有这几个厂子的专家，例如林同生、魏兆荣，这两位都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后来，韩振纪说起来这件事，感到十分可惜，为此在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及总后党委会上主动承担责任，几次作检查。

    据刘丽生将军回忆，经韩振纪交出去的这几个厂，以后都成为地方国营骨干企业，对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汽车制配厂，1953年，军委指示该厂划归一机部汽车局，韩振纪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干部和工人的思想工作，给予主动、积极配合，各项交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个工厂先后更名为南京汽车制配厂、南京汽车制造厂，生产苏式嘎斯51型汽车，到20世纪80年代引进意大利菲亚特公司生产“依维柯”和“都灵V”。又如，原总后辖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汽车制配厂，后归一机部领导，更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1958年生产出第一辆井冈山牌小轿车。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韩振纪在担任车管部部长期间，曾经多次指示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注意整理、保存各种业务资料，包括他多次带人深入调查研究获得的数据材料，这些都为以后车管部组织编写汽车保养、修理的教材，提供了很好条件。这些教材有：《吉斯-150型汽车技术保养》（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 1955年）、《汽车构造》（总后汽车拖拉机管理部 1956年)、《汽车驾驶教材》(总后车管部编，总参谋部出版部 1956年)等。上述有几种书是韩振纪担任车管部长时领导开始搞的，在他出国工作后正式才出版。

    1954年2月，黄克诚到总参负责日常工作，洪学智任总后副部长，主持总后的日常工作。3月，根据总后首长的指示，韩振纪召开车管部办公会议，他在会上强调：

    1954年的中心工作就是建全管理制度，加速向企业化管理发展，加强计划工作、全面实行定额管理，采取有力技术措施，提高修车质量，全面推行经济核算。

    管理要有合理的手段，搞个细则，指导各单位人员学会算账，如不算账，不节约，生产效率和质量都不会好。战争年代那种过粗的管理方式一定要变一变。现在，部队的修理、修配工厂已成规模，在管理上需要改变一个新的思路。

    在总后首长的支持下，韩振纪又组织车管部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综合调研，经过各方面充分研究，总后车管部下达了汽车修理结算计划价格，结束了几年来供给制的修车结算方法，由于采取有效措施，健全管理制度，全面开展经济核算工作，产量提高了，修车成本大幅度下降，多数工厂有了利润。

    4月，韩振纪从东北、西南和中南军区等单位临时调用了一些熟悉汽车器材工作的干部，进行《全军汽车器材供应管理条例》的编写工作。该条例前后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修订，经上级批准下发部队。

    从1954年4月起，各军区、军种、兵种后勤部门实行统一编制，也分别成立了车管部、处等职能部门，在业务上接受军兵种、军区及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的双重领导。

    1954年10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车管部亦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

    四、大力培训技术骨干提高应战能力

    建国初期，全军的后勤学校主要由各大军区管辖。到1951年，全军6个军区的汽车学校统一编制，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汽车学校，1952年5月交由总后方勤务部领导。6月，第三后勤学校与第三汽车学校合并，改编为运输学校，驻江苏省镇江市，训练全军营、连、排三级运输勤务干部，学制两年。1954年5月，镇江运输学校改称为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

    当时，总参军校部（该部于1955年4月改为训练总监部的二级部）对总后的汽车学校行使指导责任，镇江运输学校一度归后勤学院领导。1953年7月，其余5所汽车学校划归各大军区领导，1955年4月，总后方勤务部也成立学校管理部（1958年4月撤销），但在业务上，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一直对各汽车学校行使指导责任。

    其后，总后、各军区、军兵种的汽车学校又经过若干次调整，到1966年“文革”前，总后车管系统尚有天津运输学校、大同汽车学校、镇江汽车学校等专业技术学校。总之，从1952年以后，汽车司机的培训任务由各部队承担，总后车管部所属的汽车学校则主要培训汽车管理干部和修理人员。

    韩振纪任总后车管部长期间，随着我军汽车运输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车辆大量增加，军用车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包括管理和维修等方面的水平都迫切需要提高。

    韩振纪从事过多年的军事教育工作，因此，特别重视人员技术素质的培养。他提出对全军汽车兵统一制定培训标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为部队加紧培训管理和修理技术骨干，以提高部队应战能力，适应作训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根据他的指示，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车管部所属大型工厂都开始为各军区、军兵种的汽车部队培训修理工骨干。在韩振纪的具体布置下，车管部有关处制订培训计划，选定了培训教材。韩振纪还特别指示：“既然是培训骨干，所以学习内容和教材的选取不仅要从实用出发，而且还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对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要严格要求，培训标准比一般工人高一些，让他们回到部队带动一批人提高。”

    韩振纪主张搞一次大型的汽车管理干部集中培训，以解部队燃眉之急，同时获得一些经验。总后方勤务部党委采纳了韩振纪的意见，决定把全军预备师的汽车骨干都集中到镇江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进行培训。各师都由司机教导营技术副营长带队，每个汽车连队都有副连长、4名教员、2名排长和4名班长参加学习。10个预备师来了500多人。

    韩振纪对这次培训非常重视，特地指示学校抽出有经验的教员承担教学任务。

    参加这次培训的学员，编成1个大队、5个教学班。当时，校舍紧张，不少学员没有地方住，韩振纪指示该校领导在校外另找一栋楼房安排学员居住，经费由车管部解决。为了抓紧时间，统一作息，韩振纪考虑到学员居住分散，还特地指示专门安排汽车接送学员上课。

    这次车管培训是全国解放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共安排5门课程，内容包括维修、管理及有关科学常识等方面。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学习，参加培训的学员，包括带队领导干部的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作为总后车管部部长，直接抓这次培训活动，韩振纪重视教育，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给大家留下深刻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