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希伯同志(1897 一1941 )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1941 年沂蒙反“扫荡”中献出了生命，我们是十分怀念他的。

　　(一)

　　1925 年希伯同志第1次来到中国，在北伐军总政治部编译处做编译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愤而返欧。1928 年2 月，他写了一本名为《 从广州到上海：一九二五― 九二七》 的书，讲述了在中国的经历。他在书的前言里写道：“中国的革命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战斗性的，尽管存在着暂时的困难，但千万万贫苦的中国人民必然会取得胜利…” 这本书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的英雄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一一中国共产党”，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谊。

　　1932 年秋天，希伯同志第2 次来华，携其夫人秋迪· 卢森堡定居上海。当时在上海的包括史沫特莱、马海德、艾黎在内的几个外国友人，组织了一个国际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希伯同志是发起人之一。他们研究马列主义，更注意研究当时国际上和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比如法西斯的兴起、蒋介石的反共“围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等等。

　　大约在1934 年，希伯同志由海参威经过苏联回过下次欧洲，住了半年，又回上海参加了中国的反战反法西斯运动。他用“亚西亚人”的笔名，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政治文章及报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的抗战上，在美国的《太平洋杂志》 等报刊上发表了《 中国正越战越强》 等有影响的文章他和夫人曾化装成医生和护士，把药品送往敌占区的新四军交通站，以实际行动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为了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战争情况，希伯同志于1938 年春去延安采访，见到过毛泽东同志。1939 年二三月间，又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见判过周恩来同志和新四军的许多领导人。1941 年1 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 月25 日，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5 月，希伯即来到苏北，对新四军进行采访，见到过刘少奇、陈毅、粟裕等同志。希伯同志将采访所得，写成了1 本约S 万字的书稿― 《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 。为了进一步了解八路军在山东敌后的活动情况，他提出了到山东采访的要求。新四军领导同志告诉他，到山东去，路途艰难，而且估计山东敌人的大“扫荡”快要开始，比较危险，劝他暂勿北上。希伯同志执拗地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儿从没有外国记者去过，更需要我。许多问题，我到那儿才能找到答案!’最后，新四军军部尊重他的意见，决定派部队护送他去山东。

　　(二)

　　1941 年9 月12 日，希伯同志顺利到达了山东滨海地区，

　　我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希伯同志未到之前，我们就得到了通报，在新四军派人把他护送过陇海路以后，115 师派出一支小分队，把他安全接到了滨海抗日根据地。

　　一个外国友人的到来，给淳朴、好客的老乡们带来了欢乐。大人、小孩对这位身材高大、头发卷曲、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仿佛看不够似的，围着他转。希伯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弯腰同大家握手，用不很流利的中国话说：“我叫希伯!你好!" “你好!” 一希伯后来跟我谈起初到滨海区的印象时说：“我真象个明星!人们追着找，围着我，一双双友善的眼睛望着我。佑佛我是一个天外来客。而我，却有一种到家了的亲切感。能和山东的抗日军民会见，我很荣幸，实现了我的愿望!"

　　希伯同志不久就被护送到八路军115 师师部，与115师政委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山东纵队政委黎玉等同志见了面。10 月4 日晚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各界举行盛大的茶话会，热烈欢迎希伯同志。朱瑞同志代表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宣传部长刘子超代表八路军、山东省战时工作推动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代表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分别致词欢迎。希伯同志在致答词时，叙述了他白己的经历以及这10 多年来他与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情形。他说：“这次到中国的敌后方来，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帮助下，在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掩护下，使我能够在日本占领区中，来往自如地旅行在广大的中国土地上。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和所有在中国敌后坚持抗战和民主的人士们，还给了我以最大可能的方便与安适，这是许多外国记者所想象不到的。我一定要把我亲身经历到的一切事情.比如象我怎样在八路军的保护下闯过了日本的封锁线的事。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持搏斗的，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这些热情洋溢，与中国人民心心相印的话语，赢得了全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这一段时间里，希伯同志白天采访，晚上写作，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在他住处附近的人们，每天深夜都可听到他的打字机在“托托”地响着，有时一直到天明。一篇记述他从苏北到山东的经过的通讯稿― 《 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 ，就这么赶写出来了。他满怀喜悦的心情，给远在上海的夫人秋迪写了信，让她也来山东看看，顺便取走他的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