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二爷爷患半身不遂的消息，是从父亲嘴里得到的，看父亲那种过于焦急的神态，听他说的时候，我还很不愿意相信，生气地责备父亲可能故意夸大了事实。谁愿意相信这个让所有人都尊敬、从无不良嗜好的人会得这种病呢？最后是堂弟从省城请来了一位神经系统界较具权威的教授，在医患见面会上，经他肯定，我们全家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晴天霹雳的事实。我通过多种渠道打听，把二爷爷所有的症状一一述说，得到的结果是一块三厘米左右的弹片卡在尾骨神经里。这样，九十二岁的二爷爷就要终身在床上度过。

    父亲和堂叔得知二爷爷的病情时精神几近崩溃，一夜之间憔悴了许多，我们姐弟几人也到了不知所措的地步；而二爷爷依然和平常一样，好象什么事情也未曾发生过。医生对我们家属有个建议，为配合治疗，让患者有个良好的心态，一定要二爷爷有个良好的环境主心情。但二爷爷竟异乎平静地对曾有过军旅生涯的大哥说：从平原到太行山，打仗的时候，死了那么多的人，我能活到现在，已不容易啦。

    二爷爷很少和我们谈起他的战斗经历，或许他觉得没有多少值得炫耀的东西，或许他想得更多的是那些并肩战斗、牺牲了却默默无闻的战友。只是有一天，二爷爷同一部队的老战友来了，他俩在回忆当年往事时，我才知道了在同日本鬼子的时候，还有一枚军功章。听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讲，二爷爷的军功章里有着不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太行山反扫荡几次最为激烈的战役中，二爷爷共立过一次三等功，获得3次嘉奖，他的一只耳朵就是在战场上受伤的。由于没有医药，二爷爷就找土方治病。直到战斗结束，他左边脖子上还有没能完全取出的弹片，耳朵也因此受影响听不清了。

    我第一次从长辈们的交谈中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也好象看到了当年炮火纷飞、浴血奋战的场面，看到了二爷爷当年的飒爽英姿，体会到了二爷爷那种马革裹尸还的气概。“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很平淡的一句话，却一直云绕在我的脑海，直到现在。

    有次在二爷爷酒后，听他讲了一个故事，也是他惟一一次讲自己战斗的过去：那次掩护团部转移的阻击战是二爷爷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场战役，当时他的部队被派往担负掩护任务时是一天夜里，在接到一条“立即炸桥”的紧急军令后，二爷爷率部火速赶往一条河上的大桥，不料，日军已经出现在桥头。他说他快到桥头的时候，日本人枪就打来了。作为班长的他冲在队伍最前面，被枪弹打中了左腿。当时是6月，二爷爷被抬到40公里外的医院时伤口已经感染了，医生说再晚来两个小时，腿就保不住了。在病床上躺了半年，他出院重返战场，而左腿上那条伤口，就成为他在抗战中的“军功章”。

    我们当地的医院对二爷爷的病拿不出更好的医治方案，采取的是尽量延长生命的保守疗法。二爷爷是个豁达开朗的人，有了他的人生经历，他或许把生死看得很淡，一直很从容地去面对。面对不幸，二爷爷依然是那样的镇定，依然是那样的自信，似乎骨子里时时都有那么一种力量，相信自己绝不会被任何东西击倒。是啊，在二爷爷生命的字典里永远找不到怯懦、悲观这些字样，对病魔的挑衅二爷爷采取了乐观面对的态度。

    怀着对军队的一种特殊感情，怀着对军队的一份眷恋，二爷爷只身来到了位于省城的一所军医院。军人的果敢燃起了我们全家人能挽留住二爷爷生命的希望，主治医生通过认真仔细地检查，得出了让人欣喜的大胆决定：手术治疗。

    与二爷爷一同进入病房的还有他的那枚宝贝。手术医生见他手里攥着个盒子，就小心翼翼地打开，看到一枚军功章安静地躺在里面。由于时间久远的缘故，军功章的颜色稍显暗淡。这枚军功章为铜质材料，五角星形状，正中央刻有毛泽东主席头像，四周环绕着麦穗。一时间，病房里更静默了。分明，医生和护士眼里充满了尊敬。

    经受病魔侵害，常人稍微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或许会过早地撒手人寰，可我的二爷爷是那种不平常的人，不气馁、笑看人生的态度一直坚强地支撑着他，精神不倒，生命力显现得也异常的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