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北有黄河环绕，与大青山相望；南有长城为界，与晋陕宁相连。抗战期间，国共两党抗日武装，与鄂尔多斯蒙汉人民同仇敌忾，依托黄河天险，成功阻击日伪南下陕甘宁，西进大西北，用血汗浇铸了一座不朽的抗战丰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示的《田中奏折》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将征服满蒙作侵华的优先战略，九一八事变后，首先占领东三省,建立满洲国；七七事变后，大举进犯绥远，建立伪蒙疆政权。鄂尔多斯市档案馆收藏的一份《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统治区域要图》显示，划入其版图的5盟2市，唯有伊克昭盟未被接收。鄂尔多斯之所以没有落入敌手，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鄂尔多斯是蒙古民族坚持抗战的精神家园。

    鄂尔多斯，蒙古民族圣主成吉思汗长眠的地方。成吉思汗在蒙古民族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供奉成吉思汗生前用过圣物的“八白室”，就象阿拉伯人的圣地耶路撒冷。谁控制了成吉思汗陵，谁就能号令整个蒙古民族。伪蒙疆政权成立后，日伪派遣特务深入鄂尔多斯，威胁蒙古王公将成陵迁到沦陷区，遭到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拒绝，沙王亲赴重庆提出成陵西迁建议，得到国民政府批准。1939年６月10日至7月1日，在沙王主持、驻军护送下，成陵途径三省数十县，安全迁到甘肃榆中兴隆山大佛殿供奉。

    成陵西迁揭露了日本征服蒙古民族的企图，表达了蒙古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悲壮义举，保护了蒙古民族的精神家园，扭转了岌岌可危的华北战局，也影响到东北敌后抗战，蒙古民族投身14年抗全民族抗战，日伪始终没有臣服鄂尔多斯。

    二、鄂尔多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验基地。

    绥包沦陷后,数路国民党军退守鄂尔多斯。中国共产党迎敌北上鄂尔多斯,先后建立蒙古工委,绥蒙工委、伊盟工委，创建三段地、桃力民、城川根据地。由于实行民族扶持政策，设立蒙民招待所、蒙汉抗敌后缓会等抗战动员组织，团结蒙古王公争取民族解放，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北部屏障。鄂尔多斯这个实验区，完善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开展其他民族地区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民国党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在鄂尔多斯实行民族压迫，强行开垦草原，引发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伊盟事变”。1943年3月26日，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在新街发动札萨克旗武装暴动，得到乌审旗起义声援。起义武装遭到陈长捷血腥镇压，退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协助沙王向国民政府申诉，出面调停谈判，伊盟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保护了鄂尔多斯草原，维护了鄂尔多斯的蒙汉团结，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

    三、鄂尔多斯是抗战相持阶段绥远的战略前沿。

    1937年10月，杭锦旗、达拉特旗黄河两岸和准格尔旗黄河以北，伊克昭盟大片国土沦陷。日伪军或踏冰过河，或乘船渡河，进犯鄂尔多斯腹地。东北挺进军、晋绥军、西北军等国民党正规军，和共产党主导的“新三师”、桃力民自卫军，及蒙旗地方武装，协同阻击，迂回合围，敌后突袭，终于在1939年夏将日伪军悉数赶到黄河北岸。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鄂尔多斯黄河南岸防线，日伪军始终无法跨越，这成为绥远抗战最后的战略前沿。

    在鄂尔多斯各路抗日武装中，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九一八”事变后组织“江桥抗战”，打响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第一枪；麾下骑五师师长慕新亚,率部凉城反正,是全面抗战首次伪军集团反正；1938年4月22日骑六师师长刘桂五，在安北县黄油杆村突围中阵亡，为鄂尔多斯诸军抗战阵亡将士军衔最高者。“新三师”前身蒙政会保安队，1936年2月11日发动百灵庙暴动，打响蒙古民族抗战第一枪，这支由乌兰夫建立党组织、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抗日部队，成为最大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被誉为穿着国民党军装的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