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照片为郭氏祠堂，当年得了鼠疫的人就被关在这里

    “70多年前，侵华日军曾在金华做过鼠疫实验，导致近500人死亡。”

    2012年11月，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从日军细菌部队一名少佐所写的关于鼠疫的论文（《有关鼠族对于鼠疫菌的感受性》）中找到这个数据。为了批露了这段尘封70年的细菌战历史，她再一次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60岁的王选老师，执着而可爱

    “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曾这样评价王选。而在我眼里，王选老师平易近人，但又有一份骨子里的“凝重”。她说起日军细菌战时，斟酌、沉重的眼神和坚定、执着的眉宇，让我至今难忘。

    初见她时，是在金华市区的一家普通宾馆。当时，我正是一名刚刚走出校园，在报社编辑部实习的热血青年。我跟着带我的报社记者去采访，有幸结识了这位60岁仍奔波在还原历史真相道路上的王选老师。

    当天，王选老师坐了一上午的车从外地赶来，行途劳顿，都没合眼。我们在宾馆的小房间里等她，想让她午休一会，再和我们一起去婺城区秋滨街道蟠龙村和长山乡石门村找烂脚的老人（这是日军在金华进行细菌战最鲜活的证据）。

    可是，王选老师那股亢奋又激动的劲，愣是没有片刻休息。她一直不停地和我们讲自己多年来收集到日本细菌战的种种数据，说到侵害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她还抬高音量，抑扬顿挫，好像血液都要沸腾了。

    “我眯一会，不说啦！等会车上再和你们聊。”王选老师笑着和我们说。

    可没过一分钟，她又“扑腾”一下，一屁股从床上坐了起来，瞪大眼睛，和我们义愤填膺地讲着她一路以来的经历和故事。这让我觉得这位60岁的前辈，也是那么的可爱、幽默。

    下午，我们一起坐车去了蟠龙村和石门村，走访了几位村里烂脚的老人，收集了一些新数据。但了解那段历史的老人起码得80岁，村里符合条件的老人屈指可数，离我们要的“真相”还有距离。

    于是，王选老师委托我们报社，向金华市民寻找那些因鼠疫而死的亲人、邻居的记忆。

    几经波折，在东阳郭宅找到“真相”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陆续有零星的两三个人给我们打过热线电话，但线索都不太可靠。正当我们失去信心，以为“没戏了”的时候，见到了曙光。

    12月14日晚，我接到一位80岁东阳老人郭菊娥的电话，她说自己曾是这场鼠疫的亲历者。从1941年10月起，不到半年，她的老家，东阳市郭宅镇郭宅村，有19人死于鼠疫。

    除了郭菊娥老人的回忆，还有一位72岁的退休教师郭文周对郭宅鼠疫有着记录。

    因为正好是周末，记者们都休息了。我经过几次电话证实，思来想去，觉得这消息可靠，便征求了报社老师的同意，凭着自己满腔的爱国情义和对记者追求真相的热情，和另外一名摄影实习生一起踏上了通往郭宅的“征途”。

    这次采访是兴奋又艰难的，毕竟这是我第一次独立采访。

    清晨5点起床，我乘6点钟最早的一班东阳快客，颠簸了近3个小时，来到东阳市区郭菊娥老太太家了解情况。她把郭宅鼠疫的书籍和资料给我们看，她说这都出自老乡郭文周之手，要想了解这段灰色历史的真实全貌，就必须找到这位郭老先生。于是，我们又周转了三趟客车，来到这个东阳深处的郭宅村寻人。

    因为没有郭文周的联系电话，我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边问路一边找人。下车的巴士站离村子还有好几公里的路。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郭文周老先生家。

    这“山沟沟”似的地方，早晚只有三班汽车，我们必须得赶上下午六点半的最后一班巴士站才行。我一看表，呵！两点了！这让刚到报社才半年的我倍感压力。好在，前天晚上我有准备详细的采访提纲，做了功课，让我沉稳了许多。

    就这样，我们争分夺秒地开始了这艰巨的采访。

    鼠疫由义乌传入，东阳死亡113人

    出生于1941年的郭文周是另一位“王选”，从2002年开始，他就在郭宅村寻访八九十岁的老人，记录日本侵华对他们的影响。

    花了半年的时间，终于整理完成了《郭宅鼠疫惨剧》和《郭宅兵燹》两篇文章。并发表在了2005年1月出版的《东阳抗日战争史料（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上。2010年，郭文周又将这两篇文章编入了《郭宅村志》中。

    “因为当时我还小，对郭宅的遭遇还未成记忆，所以只能从村里老人的口中听来一些。”郭文周说，现在，那些采访过的老人都已经去世了。为了让后人能记住这段惨痛的历史，他退休后就开始做起了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

    根据已经公布的日军资料以及当时中国政府的记载：1941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发起了细菌战，在浙江省宁波、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区分别用飞机播撒了带有大量鼠疫菌苗的跳蚤、面粉等物，使成千上万的同胞染疫身亡。

    “鼠疫是从义乌传到东阳八担头村，在传到了歌山镇，最后才到了郭宅的。”郭文周说，当时，日本人将带有鼠疫病菌的面粉投放在了义乌。很快，鼠疫便传到了东阳，在东阳市内蔓延开来。疫情波及了东阳市6个乡镇、14个村。

    郭文周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半年时间，东阳市有117人感染了鼠疫，113人死亡，死亡率高达96.58%。直到1949年解放后，鼠疫才基本绝迹，先后长达9年。

    村民得了怪病，乡间名医就诊染鼠疫

    1941年，郭宅的丽泽园有位名医叫郭迪训，是清末年间的云骑尉（当时的武散官，正五品官级）。他出自书香门第中医世家，医术了得，在乡间的名望很高。

    当时，有部分东阳人都在义乌靠挑担做苦力为生。东阳林头村的村民何子龙，也正因此从鼠疫源头——义乌染上了病。但他的家人并不知道是鼠疫，只是高烧不退，头痛欲裂。

    1941年农历12月，何子龙的家人见病情越来越严重，就请来郭宅的郭迪训治病。

    郭迪训一把脉，便知道是鼠疫。但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就诊太晚，已经无药可救了。于是，郭迪训叫他的家人为他准备后事。

    谁也没想到，当晚，郭迪训巡诊完回家，就突然发起了高烧，不到两天就去世了。当时，郭宅的村民郭不知道他是感染上鼠疫而死。

    因为郭迪训在东阳南乡一带是最有名的医生。大家都很敬仰他，乡里就准备为他“摆路祭”。“摆路祭”是东阳人出丧时最隆重的礼节。要从死者家里到坟地一路摆好几个灵堂，每到一个灵堂参加丧礼的人都要祭拜。

    正当村民为他精心准备的时候，岂料郭迪文的妻子也突然染疫去世了。他妻子死的第二天，郭迪文的长媳妇又死了。

    这时，人们才开始恐慌起来。知道郭迪文得的是鼠疫，是会传染的。于是，大家赶忙取消了摆路祭。草草地就把郭迪文抬到他家的家坟埋了。

    悲剧接二连三，郭宅村民陆续暴毙

    郭宅村民以为是就此便可以逃过一截。

    但没想到的是，在郭迪文出丧的前三天，亲人给他在家里守灵。还请来郭宅的厨师郭阿田帮忙，结果他也染上了鼠疫。

    得知郭迪文一家接连离奇死去之后，郭阿田才知道自己的病是会传染，而且没法治。于是他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让家人靠近。没过几天，他先是发高烧，头痛欲裂。死时七孔流血，非常吓人。

    但为时已晚，谁料到早在郭阿田隔离之前，他的家人就已经被传染了。他的妻子抱着3岁的女儿，来到了郭宅村炉庄山的义冢地（是郭宅的公共墓地，平常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家坟都埋在这里），自己挖了一个坟坑，躺在里面等死。结果，一夜之间被豺狼吃了，死相惨不忍睹。他的二儿子一个人在家里默默的死去，死后也被抬到了义冢地埋了。

    随后，村上的抬棺人郭银川，因为家境贫寒，冬天没有棉被，就讨来了郭迪文生前盖的被子用，结果染上了鼠疫。几天之后，郭银川夫妇二人双双死于家中。

    这些所有死于鼠疫的普通村民都被埋在了郭宅炉庄山的义冢地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

    郭文周当时和郭迪训是前后邻居，仅一墙之隔。1941年农历12月14日，郭文周的母亲生他时难产。郭迪训的孙媳妇夏月娥就来他家帮忙。没过两天，她突然也染疫病危了。前来探望她的好友也染疫死了。

    这时，人人惶恐，谁都不敢踏入郭迪训家半步，没人愿意给夏月娥守灵。

    郭文周的阿公是重情义之人，为报郭文周母亲生产时的恩德，他孤身一人为她守了三天的灵。可能因为个人体质比较好，他并没有染上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