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春节又迎来了第三次反扫荡。

    1942年反扫荡后，原太行一中除我父亲这个班外，其它高年级的各班均提前毕业离校，我父亲班由涉县龙泉寺迁往辽县寺坪村，并新招收一个班，组成太行联合中学第一队。

    1943年春节前夕，太行联合中学校长王振华和副校长李棣华由校部（驻地涉县悬钟村）专程来一队安排教学等工作和布置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的反扫荡斗争。这次反扫荡，准备时间充分，所以大部分学生回家过春节（当时每个同学还要带2-3个距离远的和无家可归的同学一起回去），并同当地群众一起进行反扫荡。留守学校的大约有十余名学生和教师，加上两位校长，编为了一个战斗小分队。在春节将临，敌军已从南北两个方向，向我父亲一队驻地寺坪村扑来之时，师生们才离开驻地，向西北方向的桃源村转移，并在次日由桃源沟直上至故县岭上。山上冰天雪地，荒无人烟，偶有个别山庄窝铺，就是师生们的宿营点，以山民提供的一部分山药蛋充饥。另外，还根据群众的指引，挖开积雪找野葱，采摘后煮熟即可食用。尽管山上野抱子成群，每天都能几次与狍群相遇，可是学生们只有几支步枪，每支枪也只有几发子弹，只能留着在紧急情况时对付敌人，而不能用于打猎，只好望狍兴叹了。

    在故县岭上的几天中，凡遇晴好天气，西望日寇盘踞下的左权城历历在目，东望清漳河一带浓烟滚滚，日寇正在那里对我根据地群众烧杀抢掠实行“三光”政策，群众正遭受着苦难，不由的使我父亲产生思乡之情。师生们就是在这种样的环境和心境中度过了1943年的春节。春节后，师生们沿山岭由南向北转移。几天后，听到敌军已由根据地撤退的消息，师生们就立即下山，经西五指村、拐儿镇，返回寺坪村。此刻村里村外一片狼藉，被杀害的群众尸体还躺在大街上，牛羊残体还在火堆里冒着黑烟，师生们立刻放下背包，立马就与当地群众投入到了清理街道、重建家园校舍的劳动中。不久，分散的学生陆续回到了学校，反扫荡斗争胜利结束。
 
    （三）积极参与重大活动
  
    凡是边区机关举行重大活动，李棣华校长都亲自出马主动争取派学生去服务，承办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在这方面我父亲是幸运者之一，沾了参加工作早的光（父亲在三民学校时是半工半读生，路东干校时是冯廷章的得意门生，受人敬重喜欢）。那几年校长组织的校外活动，父亲都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成员之一。

    1940年，六七月间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即将成立。联办是边区最高的行政机关，它的成立标志着边区开创大业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建设边区。这是边区的大事，为了使这件大事影响加大，在联办成立时曾配合着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如战绩、生产展览会、冀南银行展示会、革命烈士塔奠基等。李棣华校长看准了这个学习的大好时机，亲自向联办杨秀峰主任争取到一个特殊的待遇——由学校派师生参加上述各项活动的具体事务。李校长和我父亲带着30多位师生从东崖底直奔东辽城联办驻地直接向杨主任报到（期间足足有半天路程）。

    1941年5月间，一二九师政治部在驻地王堡村举行全师《黄河大合唱》比赛。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及各旅、各分区文工团都集中到王堡参赛。李棣华校长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派凌湘老师与我父亲带着20余位文艺活动积极分子赶往观摩。学生们原以为一天就完，实际上一周才结束，没处住就露宿打谷场，没饭吃到附近的农家吃派饭，决心坚持到底。此情此景感动了师政治部领导，破例为学生们（属地方系统，非军事机关）解决吃住困难，并把学生们从原先靠边站、靠后站的位置改为正式参观单位。每次演出都让学生们在最前边，真是大饱眼福。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政府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正式召开时，李棣华校长争得了派学生当大会招待员的机会。我父亲参加了这次隆重活动。他拿着李校长亲笔写给大会筹委秘书平杰三的介绍信，步行了整整一天去辽县桐峪镇报到 。这次大会一直到8月15日，共开了40余天。学生们对大会进程中的大事小事都非常好奇，感到格外新鲜，从大小报告、各项活动中又一次学到了新的事物和先进的知识。

    李棣华校长不仅千方百计派人参与各项大型活动，还有许多小型社会活动，也要停课参加。1941年秋天，一二九师召开全师军事（体育）运动会，我父亲和其他在校师生们以整齐的行列步行60里赶往参观。学生们不仅看到了多项军事体育表演，而且看到了一二九师战将青年旅长陈锡联和另一个青年旅长陈赓摔跤。同时还参观了一二九师袭击伪军高德林部所缴获的大量的战利品展览，更幸运的是刘伯承师长见到这群青年学生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参观、抄录，很是高兴，便主动走过来笑嘻嘻地握着我父亲的手和师生们说：“祝大家学习进步”。这一刻使师生们对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平易近人印象特别深刻。

    1942年6月末，边区各界在一二九师政治部驻地举行边区军民追悼左权参谋长大会。李棣华校长带领全体师生急行军几十里赶往参加。大会主持人对太中师生们的远道而来十分感动，尽管到达时大会即将结束，主持人硬是下令暂停其它单位的悼念活动，让太中师生们优先在会场前排肃立。在我父亲及其他学生代表把所有准备的追悼会项目（唱挽歌、宣读祭文、朗诵悼诗、致哀、鞠躬）一项不拉地完成后，才允许其它单位继续进行。会后，同学们分别到会场各处抄录了许多挽联、挽诗。学生们对参加这次活动非常高兴，不仅学到了政治，也学到了文化，更增加了对左权参谋长的感情。

    1942年冬，一二九师和全边区党政机关为一二九师刘伯承师长庆祝五十大寿。这是促进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时机，李棣华校长动员全校师生参加祝寿活动。我父亲更是踊跃参与。师生们多次开会畅述八路军的功绩，还出了许多期墙报歌颂刘师长和一二九师。所有师生们都在拥军公约上签了名。这次活动对师生们了解红军、八路军的光辉历史非常有益。我父亲和李棣华校长，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忘年之交，更是他的左膀右臂。
  
    （四）太行联中的教育

    太行中学及太行一、二、三中、太行联中都是以培养抗日革命干部为目标的干部学校。党的《十大纲领》中关于抗日的教育政策中规定“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所以学校当时的教育实施是以“抗大”为榜样的。当时在太行山上的“抗大”分校，处处给“太中”、“联中”以帮助。在1942年春“扫荡”中，抗大一支战斗分队在偏城地区与太行一部分同学就向日寇英勇搏斗，我父亲是太中这部分同学的带队人。我父亲英勇善战，机智过人。所以学校每遇参战任务，都是我父亲带队。在太行山上的抗大、太中、联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太中、联中作为小弟，与抗大并肩学习、并肩生产、并肩战斗。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要求学校便于集中，也就是说既便于化整为零，又便于集零为整，因此学校的建制是学习部队的建制，重点放在队一级（相当于一个连）。校一级设校部、教务处、总务处，但人很少。队设主任、教导员、教员、事务员。炊事员也都配备在队里。队里学校的教育方法是战争、教学（学习）、生产相结合。首先要适应战争环境，学习战争，在战争的空隙，组织教学；其次是生产，生产也要与教学结合起来。当时党中央号召的任务是要生产自给，所以学校要开荒种菜，争取自给部分粮食蔬菜。教学计划就是要在战争和生产中去完成。

    毛泽东同志说：“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在当时的教育实践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李公朴同志也对抗日根据地教育的热情关怀和指导。在1939年—1940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涉县靳家会村召开的教育会议，为当时制定边区教育实施方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战争的岁月里，学生们要完成备战、学习、生产三结合的任务，学校的组织发挥了领导和保证作用。党员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

    政治教育是学校工作的重点，也是培训干部的基础。学校设政治课，主要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泽东著作、党的方针政策等。尤其着重于前途教育（中国革命前途、共产主义前途）。学校的培养目标是抗战革命干部，以政治教育为中心任务，在教职队伍中对政治教育人人有责。除有部分教师专门负责政治课以外，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还经常来校作政治报告，结合形势任务进行学习讨论。由于有比较深入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学校师生员工在艰苦奋斗中都成长为坚强的战斗集体。

    那时既无教室，更无课桌。学员每人一个马扎，山沟里、树荫下，都是很好的课堂。大课与小组讨论相结合，小组讨论又同小字报（墙报）相结合。每到一地驻定，小字报便琳琅满目，歌声响彻山野，呈现一片生动活泼的景象。

    在参加社会活动方面，学校是与边区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声息相通的。在反扫荡中，学校在军区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跟着部队与日寇周旋；在生产季节，学校和军民一道不失时机地开荒、播种、收获。

    联中各队为中心，划附近县为学区：一队以左权、偏城、武北为第一学区。

    1940年秋，随着百团大战的节节胜利和敌人疯狂扫荡，太行中学由黎城东崖底村转移到偏城县、木口村、杨家庄村、东峧村四个地方，校部设在杨家庄村。学校迁到杨家庄后，又先后派来瞿坚白（瞿秋白的弟弟）为教育长，著名的东北籍汉语教育家傅良、山西的新体诗人王玉堂和从延安来的历史家黄河、画家邹雅、从大后方来的音乐家周沛然、戏剧家赵子岳等。

    （五）排除万难永向前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日三餐都是黑豆瓣，菜是几颗黑豆芽，到后来就是以野菜当饭吃，发病率很高（主要是疥疮、疟疾、伤寒）。我父亲董艾珠经常执行艰巨任务，有时和郝指（或教）导员一块到敌占区以及榆社、武乡县招生，有时单独执行任务。我父亲脾气很不好，常与指导员发生争折。有一次我祖父到那里看他，正遇上他与指导员争折，我祖父很生气，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了我父亲的脸上，说：“艾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还敢和老师顶嘴。”。郝指导员上前拦住我祖父说：“老董，你不懂，这是敌占区招生，要掉脑袋的。我不如艾珠呀，他是一个将才或帅才的料！不论我到哪里招生都离不开艾珠啊！”。由于执行任务很多，有时他还带郝指导员来我家。有时郑思远交给的任务，不论多么艰巨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正因上述工作，他到杨家庄村时还误了编班，就先在校部当通讯员（小鬼），一直跟随李棣华校长。其间，报社、总部领导提出要带我父亲，都被李校长一口回绝了。他还说：“他是一个正规学生，因任务误了编班，等他学业完成能成为将才，是能成就大事的。”。我父亲由于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身患了伤寒，当时校领导决定送往医院救治。当把我父亲抬上担架时，我父亲坚决不同意。因当时 有国民党特务经常在医院暗杀共产党、抗战人士。我父亲对李棣华校长讲：“让我活就在校部或回家养病，让我死就送往医院。”。已经把我父亲放在担架上了，李校长听后，就把我父亲抬到老乡杨大爷家养病，一直由李校长和老师们亲自照顾。杨大爷看其他学生、小鬼有病，都是学生们互相照顾，我父亲却是校长、老师们轮换照顾，就和李校长讲：“我老俩愿替学校轮换照顾，并保证照顾好，不让有一点闪失！”。就这样学校按优待政策，发一天一斤白面、一斤米。期间李校长和老师们还是不断地探望我父亲，直到我父亲病好后，杨大爷家里还余有一簸箩面、一簸箩米。我祖父得知我父亲病了就到学校看望，杨大爷俩口子高兴地说：“我们认了艾珠干儿子了，咱儿子可不简单，其他学生、小鬼有病，都是学生互相照顾，咱艾珠是李校长和老师亲自照顾。我老俩接过照顾任务后，您看给咱家还剩余下这么多好吃的，我老俩真是沾了艾珠的光……”。病好后，我父亲就正式进班了。

    1941年太行中学更名为太行一中，在涉县杨家庄村召开大会，边区政府教育厅秘书主任杜润生同志到会祝贺，他在讲话中说：“太中是太行山上的一朵鲜花。”。当时高唱着学校自编的校歌：爱我学校，爱我学校，太行一中，爱我学校，爱我学校太中，太中是我们青年的褓姆，她教育着我们青年进步。

    1942年5月，日本鬼子动用了约三万兵力，历时18天，集中目标围剿我八路军统帅机关、北方局和抗大总校。太行一中师生由涉县杨家庄村转战到辽县十字岭地区。5月25日这一天下午，十字岭上硝烟弥漫，6架敌机低空轰炸扫射，万余敌寇四面压缩，向我党政军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左权副总参谋长带领部队和日寇战斗十分激烈。我方在东边的山头上，还组织了拉拉队，“好不好，妙不妙，再打一梭要不要！”，战斗员齐声回答：“要！”，随着话音刚落，就是一阵“达达达”的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声。敌机见我军组织了对空射击，火力猛烈又密集，每飞到射击圈内，就飞得很高，唯恐被我军打下来，因此也就减少了我方的伤亡。深夜，太中学生们在向导、老师和我父亲的带领下在几乎没有路的山上行走，路上有不少障碍，前面一个接一个地低声向后传：“小心有沟！小心石头抓住树枝爬！”。经过一天的战斗，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都很疲乏。在离武安县阳邑镇十几里的路上，白天日寇刚扫荡过山沟里的村庄，需急行军二十多里路穿过敌人的包围圈。经过一个多小时急行军，黎明前到达一个山村又隐藏下来。天明后向远方一看，后面横着的那座大山，是那样的陡险。谁又能想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晚，这一支几百人的青年学生队伍是一步一爬地从那座大山上爬行下来的呢！听说已冲出包围圈了，同学们感到安全放心，师生都很高兴。

    1942年秋，晋冀鲁豫边区实行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决定把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太行一中、太行二中、太行三中合并为太行联合中学。合并之初，仍分为四部分，分驻四地。校部驻涉县悬钟村；太行一中为联中一队，驻辽县寺坪村，以石雷同志为队主任。1943年夏，各队集中于涉县悬钟村统一学习上大课。7月，因反内战、备荒，又分散，年底返队。

    李棣华校长是我父亲的良师益友。他当时的教学之道是坚决执行战争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为主，他敢于在游击环境中进行正规教育，把传授文化基础列为教育首位。父亲的教师先后有：李棣华校长，在太行区知名度很高，是北平燕大的研究生，边区数一数二的英语专家，他还是最高政权机关的委员（联办行政委员、边区政府委员）。语文老师王玉堂（冈夫），是边区著名诗人和边区文联领导之一，他对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了解很深。边区参议员、语文教师傅良，抗战前就在北平几所著名的学校教书，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古典文学有很高的造诣。语文教师郝效儒，大学毕业就在晋东南各中学教书，博学多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抗战初期还担任过平顺县抗日县长。语文教师王雪松，任教前为《胜利报》社社长，学有成就，一面教书，一面兼任太行一种党支部书记并不断发表杂文。数学教师高亦平、政治教师柳思林、历史教师黄河、生物教师李子春、图画教师田加林、音乐教师周沛然。

    李棣华校长并不是单纯地让大家学习文化，更不是片面地重书本，他从不主张只靠课堂灌输。润物细无声，反扫荡夜行军，有一段还值班站岗，巡逻放哨，生活军事化，从而增强了学生的战斗意志，而且把开荒、种地、背粮、砍柴、帮厨、挑水当做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校长强调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学到了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

    （六）在大生产中磨练

    根据地连年荒旱，加上敌人的封锁和频繁的扫荡，学校的生活比任何时候更困难。谷糠、树叶和野菜成了主食，黑豆拌糠的窝窝头是上等好饭。大便不通已成为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普遍现象，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灌肠，只能手抠。

    为了战胜困难，1941年开始，政府提出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学校师生们就开进了辽县西沟村和大林峧村，那是一望无际的原始荒坡，灌木丛生少有人烟，几家人的窝铺，怎能容纳下几百人的住宿，除老乡并房外，学校还事先在这里搭了些简易的住房。男女同学和教导员只好挤在草房子里一起住宿。教导员江冬是位很有学问和威望的女同志，她睡在女生与男生之中间，我父亲就睡在她与男生的中间。

    每天劳动完毕躺在草铺上之后，教导员江冬就开始给大家讲故事----方志敏和彭湃的故事。有时我父亲也讲一些他和郝指导员到敌战区招生所遇到的亲身经历及如何化险为夷等。

    在开荒的大课堂上是最活跃的。教导员、军事教官张新吾是学校开荒大队的大队长兼总指挥。上军事课或在指导反扫荡时，他是那样机警和严肃，毫不含糊，命令一下如山倒。学校由东崖底村向杨家庄村转移时，突然在师生队伍的右侧发现了敌人，敌人的侦察机也擦着山顶低空扑过来，此时敌人在山坡上，学生在山坡下。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有的主张赶快化整为零转移，而身经百战的张新吾老师，目测敌我之间的距离和敌人行军的速度，断定敌人是扑向既定目标的，只有就地隐蔽别无它选，军事教官和我父亲（一个在队伍的前面，一个在队伍的后面）同时下达命令，就地隐藏，谁都不准乱动，违者军法处置，那股威严劲，真是神鬼都怕。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从学生们的头顶上急行军蹿过去了，整个大队安然无恙。我父亲在军事这方面是最受教官器重的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高材生。每次在行军转移途中遇到突发事件，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因抗战时期学校经常化整为零，他在家中又经常和赖政委、石师长、郑思远在一起学习、谈论国家大事，有时遇到战争，赖、石二位首长偶而也会带他一同参战。为的是更好地磨砺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一致认为他智勇双全，机智过人，能够出色地完成大人有时不易完成的事。总部的首长都亲切地称他是红小鬼。

    在大生产的山坡上，教官与我父亲同老百姓一样，也和同志们不时地开玩笑，说笑话。只要他二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篇笑声，大家立即活跃起来，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就好像早已解除了全身的疲劳。

    我父亲是生产组的一个普通成员，每次上工总不迟到早退，模范地遵守一切纪律。他十分关心同学们的生活，所有的病号没有他不去看望的，所有的草棚没有他不去问寒问暖的。他心细且机灵多才，告诉同学们很多野草、山花的名字，还告诉学生们一些中草药材，什么甘草、黄芩、柴胡、党参、蒲公英等等，除同学们自己就地采用外，还为学校的卫生所提供了不少的中药材。

    劳动的间歇，是山坡上最热闹的时刻，拉拉队，激励着每个生产队竞相唱歌，表演小节目，同学们还把蝗虫用柴草一烧，又是美味佳肴。

    经过春季一个多月的劳动，一年的耕作，到了秋天，山药旦、胡萝卜、谷子、豆子、瓜类来了个大丰收。从此，摆脱了生活上的暂时困境，豆豆米饭、山药、萝卜菜，大大地改善了生活。

    太行中学一无校室、二无教室、三无现成的教材。驻村的庙堂做为校部、班队部；师生们都住进了农民腾出的空房。睡的是地铺，冬天没有火炉，靠挤在一起的彼此体温取暖。课堂是树荫下和农民的打谷场、院落。听课，开始坐背包，后来有了马扎。马扎就成了听课、开会、吃饭等活动的唯一坐具。

    那个时期，日寇对太行革命根据地每年都要进行几次扫荡，老师和岁数大的同学们都配有步枪、年岁小的同学配有手榴弹便于扫荡中自卫。1940年秋我父亲在路东干校时，敌人对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在敌人的空袭下，师生们在黎城县东西骆驼村一带群山之间与敌人周旋月余。1941年秋，获悉敌人又要对根据地扫荡，学校以班为单位分散到各专区，一面授课、一面备战。日寇于1942年5月对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扫荡。第三队同学中年岁小的就地疏散。而一、二两队师生们却在偏城、武安、辽县交界的龙洞山（当地人民称的山名）上陷入敌人的合击圈内。天空有敌机狂轰扫射，地面有敌人围攻，我军为掩护边区党政机关突围，进行了拼死的冲杀。当时，炸弹在身边连续爆炸，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我父亲所带领的小队在突围中夜间来到太行民兵神枪手刘二堂的住村。刘二堂说：“敌人开始搜山了，你快带领大家马上突围出去”。他便派人星夜把学生们带领出包围圈，来到敌人扫荡过的辽县南艾铺、石灰窑村一带。到了十字岭上，只见血迹斑斑的尸体，和死去的战马。我父亲和学生们说：“这里几天前有一场血战非常激烈，我曾带领着另一部分同学突围路过这里，那天是5月25日，大家也都没有多停留，也不知伤亡有多大。”正说着看见两位战士，他们说：“前几天我军与敌人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血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幸的是左权将军在这次粉碎敌人围攻中牺牲了”。当听到左权将军牺牲，我父亲非常悲恸，便带领学生们默默致哀，更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和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1941年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一、二、三班同学到辽县的西沟村开荒种了谷子、山药，后来又在偏城县龙泉寺，利用寺上一块水浇地种了菠菜、西红柿、瓜豆等，大家吃上了自己种的青菜。生产劳动中，我父亲总是比同学们多干活，手上长满了老茧。他的衣服是政府供给布料然后缝制而成的。那时的衣服大都是家住根据地的自给，自给实在有困难的和来自敌占区的，由政府供给衣服料后师生和老乡一起缝做。班组备有针线、麻绳、锥子和不能在穿的鞋底、鞋帮。同学们都学会了缝补衣服、钉鞋、捻毛线、织袜子、打毛衣等本领。

    1942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学联主席陕幼侠同志来一队考察。我父亲作为一队代表，向他做学生学习、生活、工作汇报。他非常高兴，随后他看了壁报、摘要记录本。当他看到一些顺口溜时，就高高兴兴地吟了出来：

    《快乐歌》

    野菜苦，糠带粮，战胜困难好荣光。
    衣服破，身露伤，颗颗伤疤是勋章。
    避民宅，住庙堂，不忧百姓心欢畅。
    脚有伤，走路长，好汉足迹遍太行。
    儿幼小，打东洋，爹娘别时好心伤。
    儿长大，志刚强，爹娘再见喜洋洋。

    接着他又念了《烤疥小曲》、《火笼裤和花马甲》之后他说：“这些歌，衣食住行全包括了，生动地反映了同学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40年代初，太行山区连年灾荒，师生门经常以野菜谷糠来代替粮，冬季有时只有糠，吃了大便困难，肛门出血，仍便不出来。就有了这首《烤疥小曲》：

    疥疮痛，疥疮痒，疥疮好比小东洋。
    硫磺熏，谷草烤，考得东洋流黄汤。
    不怕痛，忍住痒，东洋逞凶不久长。
    恒心大，志气强，疥疮东洋定扫光。

    一队师生，从1941年到1945年，大的迁移三次，三次都住在寺院里：在偏城县住的是龙泉寺；辽县寺坪村住得是观音殿；到悬钟村住的是村北坡上的北大殿。庙宇，大都高大透风，窗户飘雨，房顶漏水，地面潮湿，水碱爬半墙，而且蚊虫肆虐，许多学生染上了疥疮。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用民间的硫磺烘烤等土法治疗。

    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同学们穿的棉衣，是由白土布用锅底灰和柴灰煮染后，自己动手缝制起来的，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初缝棉衣，布、棉不贴，引线长。经常穿林越岭，摸打滚爬，不久就多处开线，胸、背、肩、臂和腿上部的许多棉花，就滑到衣裤底部了。遇有负伤，则就近撕出些棉花来擦血包伤。有的棉衣变夹衣、夹衣变单衣，有的破洞连串，露出了棉花、也露出了伤疤。北风吹，刺骨寒，裤腿被吹得鼓鼓的，滑掉到裤腿底的一些棉花，拖着裤子随风摆动。学生们笑称“穿上灯笼裤。”

    冬天，学生们的脚脖冻红，脚后跟裂口，手冻肿，冻疮流黄水，衣服破洞进风，棉絮挂在小洞口上，也随风飘扬。学生们把自己的这些衣服美称为《花马甲》：

    身穿花马甲，威风走天涯，
    人小志气大，敢把冰河下。
    身穿灯笼裤，能走万里路，
    笑对寒冬苦，乐在雪中舞。

    1943年，年关反扫荡。我父亲一队，路经涉县、黎城、壶关、平顺几个县，向凌川方向转移，穿山越岭，道路崎岖。一部分小学生十二、三岁，从未走过这么远这么难走的路。行军才两天，脚上就磨出了水泡，一走就踩破流水，甚至磨出了血。脚泡踩破不可怕，讨厌的是泡水流干后，很快又长满了水，而且泡比原来更大了，大家称它是“回头泡”。我父亲想起了他与八路军并肩战斗时，学到的知识，给大家念了句《治泡歌》，问题全解决了。

    马尾像根线，从泡中心穿，两头露两端，泡水自流干。

    他的同学回忆说：你父亲经验丰富，只要有他在，同学们就不怕任何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