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父亲教我姐我哥和我三人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在太行山上》。他老是改词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他说，我们就是八路军，敌人就是日军！

    父亲年纪越来越大，思绪也越来越多了。平时父亲听得入迷的老歌《看见你们格外亲》，听着听着就泪下：一同打鬼子，一同烧炮楼，一同护秋收。吃的是一窝饭，点的是一灯油，八年打败了日本兵，迎接新战斗！他们当年就是同百姓乡亲一起走过那艰难困苦的八年抗日，有不少血脉相连的军民鱼水之情，这一切都生动地勾起一幕幕八路军和人民的生死关联的真情啊！

    1936年底，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成武扣留蒋介石事件，震惊全中国。随着一至对外的抗日呼声，我在北平志成中学参加了中华全国抗日民族先锋队（中共），坚决抗日，不做亡国奴，打倒卖国贼，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分子。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进一步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中华民族是战还是降？我们的胡老师动员学生们“到陕北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红军！他们经历千艰万苦的万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开创了全新的人民抗日政权！”早已闻名而熟悉的延安已经成了我们学生向往的去处，我和几个同学跟着胡老师，开始奔赴延安。途中经过西安，有两位同学听了国民党联络部的劝说留了在西安，而我们继续前进，在10月初到达延安，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到延安后我才知道，胡老师原来就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几天后我在抗大看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来到抗大的学员大会，演讲了人民战争中“读书和使用的关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课堂。”响亮的一席话给我终身难忘的记忆：“我们这个党是打出来的！”随后的战争实践和抗日战争胜利，毛主席的形象在我心中日益高大。

    当时我们学员的区队长，是一个1930年参加红军的江西太和县人，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个子也不高，但经历了江西中央苏维埃成立全过程和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是一位革命意志顽强的老同志。他经常教导我们：“毛主席是咱共产党的总政委，跟着毛主席，咱红军才有今天。这里没有剥削、欺压百姓的地主，将来把日本人打跑了，我们还要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我们都热情称他为“老长征队长”。

    区队长经常给我们讲过去红军时期的战斗经历、残酷斗争的故事和不怕死才会勇敢的精神，日久天长大家连他的真名实姓都不记起来，就记得他是老长征。我很佩服他，尊敬这位革命的长者，我和他的关系也特别好，他分咐我干的事我都做得干净利索，经常被他夸奖我脑子来得快将来能干出一番事来。他还悄悄地找我帮他写家书，其中一封家书中他说到：虽然我们红军到了北方，将来胜利回江西南方，还是找老家的媳妇，家乡的女人勤快、会管家带孩子。这封信写好了，乐得他开心不已。但是怎么发出去呢？他像宝贝一样地把信放在衣袋里，腆着脸走了。

    1938年6月，队长奉命调往晋察冀军区，临别时我非要他的红军帽作留念，最终他送给我了，还笑着说我“将来到战场上要勇敢，干出个名堂来！有出息了别忘记给我捎个信！”对我的未来寄望一片真心！这一别好多年后，打听到老长征的一次战斗中负伤，和几个八路军干部被日军活埋了。多少次，我看见那顶红军帽都难受得直掉泪，心想：人家跟着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一路长征都艰难无阻走过来了，却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

    我从抗大分配到山西八路军386旅，在772团从担任文化教员到连队指导员，宣传传达党的指示和领导官兵的文化学习。上边有令，文化人材稀缺，万一有敌情和战争，要往后靠到较安全的地方，要全力保护好文化干部。我被战士看得严严实实的，平日只得练练大刀片，连把个枪都没有机会！听到有人议论，说这个党的文化干部宝贝蛋一个，我真憋气！

    1940年关家垴战斗，连队伤亡过半了，附近的几个小日本还敢端着枪往我连队阵地冲上来，我一恼火，去他妈的，拎起大刀就冲到日军跟前猛砍，最后让日军一刺刀戳进我右胸肋下，几乎穿透身体，战友近距离开枪，日军倒下了，我被抬出战场。缴获的这把带血的日本三八枪，战士们每晚轮流搂着睡，象搂着新娘的感觉这么亲。我们缴获一把日本枪真不容易，一个连队只有半数战士有的老枪几发子弹，全靠从日本军手中夺过来。

    1940年夏天的百团大战，营长尤太忠（开国将军）到我们连队，看我的伤快好了，指着我说：“你，个头大，噪门大，能管事儿，战斗勇敢，别当指导员了，改当连长吧！记住，以后打仗要往前靠，战士们才会服你！”我高兴得几乎蹦起来，这下子看谁还敢小看我！我向营长保证：决不给咱连队丢人！营长给我一把手枪，还有几发子弹。

    1942年秋天，在掩护上级首长一行安全越过敌军封锁线一役中我连打阻击，在战斗中我被日本三八枪子弹拦腰穿过，日本追兵过来了，部队见我流一滩血，不省人事，怕是活不成了，收了我的枪赶紧撤退。日军踏过我和死去的战友，确认都死了才离开。黄昏下了一场小雨，远处羊角村抗日互助会的妇女来掩埋八路军尸体，发现我还有口气，把我抬回家去，在一位大娘照料下我居然奇迹般活过来了。人家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叫我一个大男人过意不去呀！大娘家有二个10来岁的女儿，据说是之前的孩子都没养活。大娘成了我的恩人，要认我这个干儿子，我当即就答应了。重返部队那天，我向干娘跪下磕响头三下。干娘给我一条布腰带，说这是亡夫留下的，给我系在腰上，说明年本命年，系上腰带就什么险卡都能跨过去。我非常感动，望着这善良的山西干娘，感谢她给我再生的福气 。

    找到部队后，战士们呼的围上来，说连长你这是人是鬼呀？我们还帮你开死人会（追悼会）呢！

    由于战斗勇敢不怕流血牺牲，1943年我被调到太岳军区给首长当警卫队长、内卫参谋。

   到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传到太行山区每个角落，我突然一怔，想起干娘了，想去看看。我找到军区敌工部的熟人打听羊角村的敌情。哎呀，这山村几年前因为收藏我军一个负伤连长，遭日军烧了房子，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用刺刀挑了，打那后成了无人村！这个晴天霹雳把我震得肝肠欲断、止不住的眼泪哗哗的流下来！同志们马上明白了一切，大家都垂下头不语。

    我翻开自己的行李包，看着老长征的红军帽，摸着干娘亲手给我系上的布腰带，心里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给我的期待和祝福，这是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