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老二当兵还有一段佳话： 动员会发动抗日, 南章村的青年人热血沸腾，就连十来岁的娃娃也闹着要去当兵，刘泽欣就是其中的一个，动员会的负责人刘青山问他：                

    “你多大了？”
    “今年八岁。”
    “八岁就想当兵！为什么要当兵？”
    “打鬼子。”
    “你能拿动枪吗？”
    “打鬼子不一定都拿枪，我可以为打鬼子鼓劲。”

    刘青山经过片刻思考，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鬼子来了，国民党跑了，我们该怎么办。”将字条交给刘泽欣说：“你给大家讲讲，我看你能不能当个宣传员？”

    刘泽欣拿着字条看了几分钟，然后，极为严肃的当着面前的群众，绘声绘色、极有感染力地讲了大概一刻钟，就获得了在场群众的赞赏和掌声。

    刘青山当场表示：“好，好！我去和部队首长说，让你去宣传队。”就是这次刘青山、刘吉年的动员会，为河北民军（张仲瀚的博野民军——后改为冀中警备旅）送去了十二名童子军。

    刘吉年同志任中共安国县委组织部长，他还注意在本村在家中发展党组织，他将大哥的儿子，他的两个亲侄子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大侄子刘泽昆，早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八路军，很快升为排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家，成家娶妻、生子。解放战争开始，他又响应号召归队，一九四七年在解放石家庄的外围元氏县的战斗中牺牲。二侄子刘泽普早年参加抗日队伍，一直是军队中的卫生员，建国后转业到河北省防疫站，后任保定地区防疫站站长、书记。刘吉年在村里是革命的先行者，更是家族的带头人，他的家在当时被区、县干部称为“抗日家庭”、“革命家庭”。许多区、县干部在他的带动下，也纷纷动员自己的家人参加抗日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侵占安国县城，安国的革命形势恶化，县委机关转移农村地下。这时，党内、干部队伍中思想比较混乱。一些革命意志薄弱的党员、干部，害怕敌人，偷偷离开革命队伍。作为组织部长的刘吉年同志，工作异常繁忙，天天开会，层层鼓舞士气，讲形势，讲战争性质，讲抗日力量，指光明前途，批判亡国论，整顿组织纪律，工作夜以继日。形势恶化，他既要遣散那些像刘青艳、刘泽民一样的红小鬼，保证他们的安全，又要考察干部，调查党员，做巩固党、发展党的工作，千头万绪的工作，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但他不喊苦、不叫累，整天走东乡串西村，不是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讲抗日救亡。

    一九三九年深冬，冀中遭到日本鬼子两次“围剿”后，雄县、安国、博野等五县全县相继沦陷，冀中解放区日渐缩小，鬼子在安国县各乡修建炮楼，用公路、电线杆、电话线将各地的炮楼连接，对国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统治与杀害。他们为了从炮楼上能监视各村的动静，将树木砍成光头，为防止游击队躲藏，不让种高秆农作物。广大群众苦不堪言。

    一九三九年冬，刘吉年同志奉调去延安抗大学习，他接到去延安的通知后，高兴地废寝忘食，为了早日到达革命圣地，他家也没回，把行李和自行车托人带回家，立即奔上了去延安的行程。可他是有家的呀！他的家就在本县，近在咫尺。他家既上有父、母，又下有妻子、儿、女，又有谁会想到他的此次离别，竟是与家人的永别。

    安国县南章村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庄，只有三百多户人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就有八十余户烈军属。这应该是与徐云甫、刘青山在安国东乡早期发展党组织有关，是刘青山、刘吉年在抗日战争初期及时组织抗日动员会的结果。冀中被日本鬼子视为眼中钉。

    冀中抗日根据地，这里是八路军的一个二级军区，下属四十四个县，八百万人口，部队就有六万三千多人。冀中因富庶而被国人称之为中国的乌克兰，华北的粮仓。日军则视它为八路军的兵站。“五一” 大扫荡就是日军为摧毁这个八路军的兵站而发动的战役。

    “五一”大扫荡时，刘吉年在延安抗大学习已结束，他被分到北方局社会部（城工部）工作，他经长深入敌后完成任务；常期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他曾多次改换职业，多次改名王焕章、贾练……等。多年后我们从张大中的《我所经历的北平地下党》中发现有如下的记载：

    “越过永定河，我们再次找到了社会部平西联络站派在妙峰山地区的交通站。交通站的负责人是贾练同志，带着一部电台，有报务员、警卫员，任务主要是传递情报。把从北平得到的情报（包括华北、东北敌伪的政治军事动态）发往晋察冀社会部和延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平西情报联络站领导的妙峰山、海淀、西直门至北平城这条秘密交通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北方局的肯定，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书中还交待这个时期妙峰山交通站游动在榆泥坑村、断崖台、六里屯一带。

    一九四一年刘吉年从北平回北方局汇报工作，在路上与敌遭遇，不幸腹部受伤，经住院治愈后，继续在北平坚持地下工作。一九四二年秋，吉年同志从北平回北方局驻地，在河北易县境内再次与敌遭遇，在枪战中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刘吉年牺牲后，组织上做为家属通知了他在冀中党委工作的胞弟刘吟庆。其弟怕母亲、嫂嫂悲伤隐瞒了兄长牺牲的事实。至一九五三年嫂嫂到北京《人民日报》、中组部告叔叔的御状，在中央的过问下，叔叔单位热河省粮食厅（叔叔是厅长）才出据了证明，人民政府才给家属发了光荣证、抚恤金。

    政府虽然承认了刘吉年为烈士，但他的密战细节还是个迷，他的遗体至今尚不知在何处，家人在等待着烈士的遗体回归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