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人，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在毛主席去世多年后，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披露了毛主席一些往事，足以彻底说明一些事情。

    下面是她的一个回忆：

    个人崇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有人民群众对领袖出热爱，又有人民群众对领袖的迷信，这两种感情往往伴生在二起，不好加以区分。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都是不科学的。

    据我亲身感受，我觉得毛主席对这个问题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主席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威信，是在长期、复杂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自封的，更不是靠谁“树”起来的。

    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一旦察觉，他的态度是明确的。

    1966年7月的《致江青的信》;1967年12月的《关于湖南省12月16日韶山铁路通车报告的指示》，他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的提法和说法作了批评;1969年4月九大召开之前，他对党章写进“三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的态度。

    1970年他与斯诺的谈话;同年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以及以后他对“降温”的指示等等，都有党内文件可以证明。对“文g”中发生的不正常现象，他是坚决反对的。

    自1966年红/卫/兵大串连，第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出现起，造像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样式越来越多，像章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高，工艺越来越精，很多人搜集的范围越来越广。

    这股风也刮到了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那里。我本人就搜集到许多精致的像章，夹在几个自制的泡沫塑料本子里，其他同志也和我一样，大概谁也没有拿出来让毛主席看过。

    196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心血来潮，拿着自己的像章册，得意洋洋拿给毛主席看，想让他也欣赏一下。万没想到自己讨了一个没趣。

    当时，我刚掀开册子，毛主席不知是什么，他伸过头好奇地瞟了一眼，发现是一枚一枚他的像章时，面部立即变严肃了。

    我看得出来，毛主席不高兴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老人家这样的脸色。

    我紧张了，随即合上像章册，退后一步。毛主席说话了：“把它给我。”毛主席伸出手来。

    我没有意识到这像章后面严肃的政治问题，只是从感情上理解这件事。我说：“我不给你。你要是给我扔了就糟了。我保存这么好，是很长时间才积攒这些呢!”

    这时毛主席看看我苦笑了一下。毛主席接着问：“其他人也有吗?”

    我答：“都有，有的比我还多。”　

    毛主席的脸色又变得严肃了，厌烦地说：“真怪，对这个东西，人们像集邮票似的那么感兴趣。”他沉思了片刻，感叹地说：“这是多大的浪费呀!”

    我离开了毛主席住处后，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汪东兴。后来，做像章的热潮逐渐下降，我也对搜集像章失去了兴趣。

    1967年以后兴起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二做“忠”字操，带有浓厚封建迷信、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的做法，毛主席是不知道的。后来当我在无意中谈起这些事时，毛主席说：“荒唐!”他皱起眉头，陷入沉思。

    1968年春，我向毛主席谈起在工厂听到有人编的快板“毛主席像挂中央，毛主席语录贴两旁，抬头看见毛主席像，心中升起红太阳”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到处都挂我的像，连战士的宿舍也挂我的像，我去散步时发现的，我问他们：‘你们敬的是什么神呢?’”

    以后，毛主席两次发出“降温”的指示，对“天才论”、“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了理论上的批判。

    对“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三个副词”(即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了他的否定态度。这股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狂风得到了遏制。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教训，留待历史学家和后人去评说吧！我作为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之一，是历史的见证人，我有责任为永远沉默的老人家说几句公道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