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中医形成了“慢郎中”的惯性认识，认为“中医临床疗效缓慢，治不了急症和传染病”。社会公众以及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对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缺乏足够了解，对中医药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救治工作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坚持中医、西医并重，中西医协调发展的医疗卫生方针。因此，中医药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并在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甲型 H1N1 流感、流行性出血热、SARS、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例如，在 SARS 流行时期，中医药作为重要力量参与了疫情防治工作，并证实中药早期干预可阻断病情进展，减轻临床症状，在缩短发热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激素用量等方面效果显著。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医药迅速介入、全程深度参与救治，充分发挥“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等中医抗疫特色优势，以“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的创新社区防控机制“武昌模式”应运而生；在没有特效药情况下使大量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这显示了中医药的疗效优势，也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然而抗疫成功的背后也暴露出中医药在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例如，中医药力量应急响应不够及时、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中医传染病学专业人才与中药战略资源储备不足、中西医结合救治协调决策机制不顺畅等，这些问题和短板是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和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颈”。因此，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1 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1 中医药应对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具有独特的理论认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传染病多发国家。南北朝的天花，唐代的疟疾、麻风，明朝的鼠疫，以及清朝的霍乱等——自西汉以来，我国先后发生过 321 次较大规模的疫病流行。

    中医药正是在一次次抗疫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伤寒杂病论》便是东汉张仲景在观察诊治“伤寒”这一时疫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开创了六经辨证体系；其后百年，葛洪撰写了中医第一本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汇集了多种治疗瘟疫的单方、验方，其中一些治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屠呦呦就是受书中鲜青蒿榨汁治疗疟疾的启发，改进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救治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明清时期瘟疫频发，吴又可首先提出“疠气”致瘟的病因学观点，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则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疫病诊疗体系，使中医药对疫病的防治从理论到临床逐渐成熟。

    依靠鲜明特色与传统优势，中医药在近现代历次重大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得以深刻体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 百分之九十二，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 百分之九十。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至第七版中均纳入了中医诊疗方案。

    研究发现，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疾病全过程中均发挥了独特优势。例如，对于大量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通过大规模使用寒湿疫方（武汉抗疫 1 号方）提前干预，成功阻断疫情发展的迅猛势头。截至 2020 年 3 月 2 日，寒湿疫方在武汉累计发放 72.3 万副，救治 5 万余人次；武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资料显示，发放药品 14 天后，新增确诊人数首次出现断崖式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水平，证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不仅保护了大量易感人群，也降低了高风险人群的发病率。

    对于轻症患者，中医药干预可以有效降低转重率。

    一项 721 例寒湿疫方干预轻症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药可降低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患者转重率，其中 430 例服用中药汤剂的患者无一例加重，而对照组是 19 例（19/291，百分之六点五）。

    对于重症患者，中医药干预可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

    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的 662 例重症患者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药汤剂干预组的死亡风险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七点七。

    对于恢复期患者，中医药则具有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复阳”风险的作用等。

    一项 420 例中医干预恢复期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医综合干预组的复阳率为百分之二点八（9/325），而无中医干预组复阳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八（15/95）。因此，加强重大突发卫生事件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建设，提升中医药防治重大疫病服务能力，将使我国在面对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时更加从容。

    1.2 新发突发传染病及慢性传染病防治形势日益严峻

    许多原有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艾滋病等仍广泛存在；由于环境改变、人口流动、耐药菌的增加以及不明病原微生物的产生，导致部分原本已被控制的急慢性传染病防治出现困难。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发传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出现，包括 2003 年的 SARS、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依然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医学将面临如何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已有传染病和耐药菌感染等重大挑战。中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手段，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在现代医学有效药物和疫苗未研发成功之前，中医药可提供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治疗策略、方药、技术，具有快速反应、快速救治、疗效显著的优势。

    1.3 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契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需求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是严重的、长期的，而中医药是人类抗疫的重要武器。实践证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必须要有中医药参与，中西医并重快速介入是提高收诊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基础，是成功战胜重大疫情的关键。

    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服务健康的能力，同时符合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因此，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是传承中医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经验精华的体现，也是创新中医药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体现。

    2 现有国家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

    2.1 我国国家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现状

    2003  年 SARS 疫情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卫生应急防控体系。其中，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初步得到保障。

    中医药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初步建立。2006 年至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确定了全国超 200 家医院作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建设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 2012 年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中西结合、整合资源、统一领导、密切配合的原则，协调指挥中医药系统参加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工作。

    “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推进了包括国家级中医药应急基地、国家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省级和地市级中医药应急基地、中医医院应急能力等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建设。正是得益于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医药在 SARS、甲型 H1N1 流感及新冠肺炎等历次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中均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逐渐显示出其独特优势。

    2.2 我国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不充分

    中医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均对传染病防治等卫生应急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中医形成了“慢郎中”的惯性认识，认为“中医临床疗效缓慢，治不了急症和传染病”。社会公众以及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对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缺乏足够了解，对中医药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救治工作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

    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过程中，中医临床疗效虽然突出，但国内部分省份对中医药救治能力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中医药未能尽早介入、深度参与救治，因此限制了中医药作用的发挥。

    （2）中医药应急响应机制及工作制度有待健全

    与过去相比，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响应已经非常迅速，但仍然没有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例如，中医诊疗方案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才首次出现。因为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着卫生行政部门与中医药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不及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一些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中，尚无中医药主管部门和中医药人员参加。由于没有健全的响应机制及应急预案，“中医救治关口前移、第一时间介入”的战略部署在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部分地方中医药主管部门尚未成立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部分中医医院尚未建立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工作组，没有制定完善的医院应急预案等。

    2.3 中医药应急科研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目前，应急状态下的中医药科研思路还不够明确，如缺乏中医药应对重大疫病的临床研究预案以及各单位间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运行机制，致使面对重大突发疫病时，难以快速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疫病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难以获得。

    此外，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伦理与时效性比较特殊，如何保证在不妨碍治病救人的同时尽可能深入开展科研，获得有益研究证据，即构建应急状态下的中医药科研方法有待探索。此次疫情还暴露出中医药疫病防治的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专业人才队伍缺口较大等问题。

    例如，尚未形成成熟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的学科体系，以及“中医疫病学”的学科队伍建设未引起中医院校的普遍重视；该领域的中青年临床专家及科学研究人员比较匮乏，在疫情期间，一线人员多为从临床各科紧急抽调，缺乏熟练运用中医药技能开展重大疫病应急救治的专业人才。

    2.4 中医药应急研究平台建设及应急中药储备管理有待加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大型数据库及科技平台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