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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回忆伯父周恩来对我的几次谈话——1995年和2003年周秉宜对周秉钧的采访与对话(组图)
2018-06-06 17:53:53
作者:周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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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0月,周恩来与周秉华(左起)、周秉和、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西花厅院内。(中红网红色图图)

邓颖超大姐1953年9月和侄子、侄女们的合影,前排左边周秉钧,右边周秉宜;后排左边周尔辉。(中红网红色图库)

周秉钧1961参军前,周恩来伯伯和他的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毛主席女儿李敏(前排左)、李讷(前排左),和周恩来侄子侄女周秉德(后排中)、周秉钧(后排左二)、周秉宜(后排右二)、周秉和(后排左一)、周秉建(后排右一),在一起合影留念。(中红网李学叶摄)

    中红网北京2018年6月6日电(周秉宜)

    秉钧:先说说我当兵的事。1961年7月初,我高中即将毕业,正忙着高考复习,当时空军也正在北京的应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我也参加了招收飞行员的体检和政审。当时我们北京三中有两三百人都参加了体检,淘汰率很高,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人了,我竟然还幸存下来,这时只差最后一项检查——“低压舱”。人人都知道选飞行员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所以我也没抱太大希望,照样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我想报的志愿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

    秉宜:你参加体检的事我有印象。那会儿我上初三,老四(秉华)上初二,我们俩都不看好你选飞行员的事,认为就你那样儿,又瘦又单薄的,人家肯定不会要你。后来你居然被录取了,还真是没有想到。

    秉钧:有一天我正在家复习功课,姐姐回来了,她对我说:“秉钧,七妈让我告诉你,明天伯伯请你去谈话。”我听了一愣,我长这么大,伯伯还是第一次用“请”这个词儿呢。我问姐姐:“伯伯找我什么事?”姐姐说:“无可奉告。”其实她也不知道。第二天我就去了西花厅,我又问七妈伯伯找我什么事,七妈也说:“很重要,伯伯会亲自跟你说。”
    到了午饭时间伯伯才回来,七妈让我和他们一起吃午饭。在饭桌上,伯伯开始跟我谈话。他先问我准备报考哪个大学,我说准备考清华的无线电系。他又问:有把握吗?我说努力争取吧,我的第二志愿是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大学也有无线电系。
    这时伯伯话题一转,突然问我:“想不想参军?”我脱口而出,说:“想啊,我从小就想当兵。现在空军正在我们学校进行选拨飞行员的体检和考核。”伯伯听了有点吃惊,说:“你怎么没告诉我?现在怎么样了?”我说:“区里、市里的检查都通过了,最后还要到空军总院去做专业检查。听说到这个程度,即使当不成兵,也可以到海军去。”伯伯说:“嗯,好,如果飞行员做不了就去海军;如果去海军要直接上舰艇,不能去舰艇学校;海军去不了就去陆军服兵役如何?”我说:“好。”伯伯这时就又跟上一句:“那大学就不考了吧?”我听了又一愣,我从高二起就开始为高考做准备了,说不考就不考还真没想过。我说:“考还是要考一下吧。”伯伯看着我,说:“既然决心参军,为何还要高考呢?不要以为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我就没上过大学。我知道你喜欢无线电,但是到了部队一样可以学嘛。”
    接着伯伯对我说了他劝我去当兵的理由,他说:现在国家正在遭受自然灾害,农村的劳动力严重不足,为了保障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保障今年的农业生产不受影响,中央开会经过研究,决定今年不再到农村去征兵,只从城市征兵,今年的复员兵也全部返回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样同时还可以减轻城市商品粮给农村带来的负担。
    听了伯伯的这一番话,我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和道理。那我立刻就向伯伯表态了,我说我同意放弃考大学,去参军。

    秉宜:做出这么大牺牲真是不容易,换了我,怎么也得思想斗争几天吧,难怪伯伯七妈对你一直那么照顾。我曾经听张树迎(周恩来的卫士)叔叔说,伯伯在305医院住院时,和七妈谈到过咱们家的孩子,对你的评价就两个字:“听话。”当年有那么一首歌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伯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秉钧:我是在8月初接到空军“招飞办”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秉宜:记得那时候知道你要去当空军了,爸带着咱们全家在西单的国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爸和妈知道你爱吃西餐,为了送你,咱们家还专门去莫斯科餐厅吃了一次西餐。我、老四(秉华)、小五(秉和)、小六(秉建),我们都去了,也都挺高兴的,因为那时候叫“参军光荣”嘛,以后咱们家的大门口也能挂上“光荣军属”的牌子了。
    那几天还赶上尔辉(周恩来的堂侄)结婚,七妈在西花厅给他安排了一次庆婚的家宴,饭后伯伯七妈和尔辉两口子还有咱们大家一起照了相。我后来想七妈的这个安排也是为了帮助伯伯了却一件多年的心事吧。当年八爷爷(周恩来的胞叔周贻奎,大排行八)去世的时候,伯伯正在日本留学,伯伯接到二伯(周恩来的胞弟周恩溥)报丧的信,心里非常痛苦,恨自己不能为家里做点什么。那些年咱们这一房已经穷到底了,伯伯在日记中说:“八伯说是病死的,不如说是穷死的。”(周恩来被过继给他的十一叔,故称周贻奎为八伯。)今天,伯伯和七妈为尔辉(周贻奎长孙)办了这么一场婚宴,也算可以告慰八爷爷的在天之灵了吧。不过听说伯伯为了这次家宴,后来在中央的会议上还做了检查。
    那天在西花厅,就只有你去晚了,既没赶上吃饭也没赶上合影。

    秉钧:那天正好是西城区武装部来人通知我去三中拿入伍通知书,我先去学校了。

    秉宜:是呀,都过了中午了,我们大家都要离开西花厅了,已经走到外院了,才看见你匆匆赶来。你没赶上大家的合影,伯伯就让记者同志给你和伯伯再单独补一张。这样你和伯伯就站在了前客厅(西花厅的正厅)的门口,我们大家也全围在一边观看,谁也没有上前打扰,只有维世姐姐抓住机会凑上前,站在了伯伯身边。她是为了金山,因为金山也来晚了,也没赶上照相,她就一个劲儿地招呼金山说:“金山,快点,快点过来呀!”于是,这张照片就成了4人合影了。

    秉钧:金山过来后,我把金山往伯伯这边让,金山不肯,他说:“伯伯今天是送你的。”

    秉宜:咱们大了以后,社会大环境也不再那么宽松了,伯伯就不再随便和咱们单独合影了。对你是一次,对秉建是第二次。1970年,秉建听从伯伯的动员,从她刚刚参军的那个部队又返回了内蒙古牧区。她要求和伯伯照张相,伯伯立刻同意了。秉建说,当时张树迎叔叔也为她高兴,还对她说:“这是多好的事啊,伯伯是在用这种方式鼓励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伯伯对你的期望啊。”

    秉钧:8月底,我们这批北京参军的同学就一起出发了。第一站去的是张家口,我们先在那里学习了两个月的滑翔。等回到长春的空军第一航空预备学校,已经是11月份的事了。
    在长春预校的开学典礼上,军委空军司令部军校部的张孔修副部长见到了我,他说:“你就是总理动员参军的侄子!”张副部长告诉我:当年在中央召开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会议上,周总理讲话时提出,为保证农村的劳动力不受影响,希望各级干部带头送子女去参军。总理还特别表态说:“不要以为我没有子女才这样说,我有侄子,我还可以动员两个。”听了张副部长的一番介绍,我才知道伯伯动员我参军还有这样一个背景,我就是他表态要动员的那“两个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小虎(周恩来在抗战时期的警卫副官龙飞虎之子龙桂辉),当时他已经都工作了,在地质部,也被伯伯动员去参军了。

    秉宜:小虎去的是陆军,在福建。

    秉钧:可是到了长春,我们却没有飞机可飞。因为练飞行是一件既费钱又费油的事情,那时咱们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政府也没有更多的钱了,苏联又在卡我们的油,所以我们预校的学员呢只能做些地面训练和航空理论的学习。这样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空军司令刘亚楼就下了一道命令说:各预校的学员统统下去陆军锻炼。我们长春预校的近千名学员都被安排在了60军的179师,光我们去的那个537团就有100多个空勤学员。开始在福建闽侯县,夏天又搬到了古田县。
    去古田县我们乘坐的是老式的闷罐车,一节车厢里坐几十个人,为了透空气,车门打开一扇,拿梯子一挡就出发了。大家一路走一路唱歌,大声唱,扯着嗓子唱:“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我们来到了……”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你知道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吗?因为当时蒋介石看大陆经济陷入困境,就想乘这个机会反攻大陆,并且已经在积极准备了。海峡对岸那边三天两头的飘过来许多大气球,挂着反攻大陆的传单,还有饼干、罐头什么的,说咱们困难,没有吃的嘛。福建、广东沿海的特务活动也比以前更频繁了,我们这些大兵唱歌就是唱给蒋介石他们听的,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野战部队已经开到前线了。
    坐闷罐车坐了大概有两天,才到达古田县的大桥镇。我们就住在了老乡家,每家住一个班,十几个人。当然我们不进人家老乡屋里,就在院子里找个地儿,搭个棚子,大家全都睡地上。村上、镇上全是大兵,每天做备战训练、站岗放哨、值勤。一时间紧张又忙碌、热火朝天的。按理说军队的战略部署、各部队的相互关系都是军事机密,但这次就是要造舆论,告诉老蒋,我们的战略部署已经明确了,不再变了,就准备打了。其实那会儿咱们真的没有钱,打仗是打不起的,但是这么一造舆论,老蒋他就没敢动。
    有一天我在大桥镇的小卖部看到有卖上海的力士香皂,我就想起妈是特别爱用力士香皂,她老说力士香皂味道好、又经用。可那会儿全国各地的物质供应都特别紧张,上海的轻工业产品在北京基本上看不到了。而福建属于华东地区,还能供应一些上海的商品。这样我就赶紧买了几块力士香皂,用布袋缝好,给妈寄去了,并且我告诉妈,其中一块香皂是给七妈的。那时我已经有津贴费了,一个月6块钱。

    秉宜:哎哟,我可不敢给伯伯七妈送什么东西,那是要挨批评的。记得在1958年夏天,淮安老家来人给伯伯带了一点家乡特产、馓子什么的,伯伯就批评他们,还把钱给了他们。后来伯伯让小姜(姜贵春,周恩来的卫士)把馓子给爸送过来一些,我那天正好在家,听到小姜对爸交待了这件事。那时就知道了伯伯有这个纪律,他从不收礼,也反对别人送礼。

    秉钧:我6月份到古田,9月12号就在连队里入党了,那天正好是阴历的八月十五。我给七妈写信向她报告了这个好消息,一周以后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是用毛笔写的,是通过爸寄给我的,信上说她祝贺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说了些鼓励的话,最后说:香皂收到了,谢谢你。这是我收到她的第一封亲笔信。可惜1970年我们部队从惠阳搬到兴宁时,因为我正在北京开会,战友替我搬的家,弄丢了一箱子书,里面就有七妈那封信,太可惜了。

    秉宜:是呀,你不但参了军,这会儿又去了前线,还入了党,伯伯七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你孝敬他们什么,他们都会说好。当然你也不过是给他们买块香皂买双袜子什么的,做的挺得体。

    秉钧:我在连队锻炼了一年多,才回到航校继续上学。但我们学员没有假期,我们航校跟其它军校的学生不一样,其它军校寒暑假照放,我们根本没有假。你想想,培养一个飞行员国家要花多少钱?航校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特别还有农村来的,他回到家里,生活没规律,营养再跟不上,身体一变化,回来就得停飞,那不就白白浪费国家的钱了。
    不过1965年9月,我们航校来了一批越南学员,这是我们国家在帮助越南培养飞行员,属于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可是学校房屋不够,为了给越南的学员让路、腾房子,学校只好给了我们28天的休假。这是我当兵四年第一次休假。
    回到北京后,我就去看望伯伯、七妈。我第一次穿着军装进西花厅,感觉很兴奋。按照军队的要求,军人进屋要脱帽,我进了客厅,先给七妈敬个军礼,然后就站在一旁和她说话。她问我:“秉钧,你怎么不摘帽子?”我说:“伯伯一会儿就回来,我要等他来了,我给他敬过礼再脱帽。”七妈说:“行了,行了,你可别跟他来这个了,你伯伯最烦在室内不脱帽子了。”这样我以后去西花厅,一进门先把帽子挂在值班室外面的走廊上,见了伯伯,即使不敬礼,打个立正,伯伯也知道这个规矩的。
    那次七妈就让我到西花厅去住,还让我跟她一起吃饭。她说:“你是学飞行的,身体不能垮了,不能掉磅,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也好和伯伯说说话。小咪(秉宜)和你大姐(秉德)她们来,偶而在这里吃一顿。小咪住在这里,就让她去食堂吃。”这样我一天三顿全和七妈一起吃,有时伯伯在,也一起吃,吃了差不多一个月。

    秉宜:伯伯七妈每个月的伙食费用,七妈都是做了计划的,咱们在他们那儿吃饭,一个孩子一顿饭是1毛5分钱的标准,钱都记在伯伯的账上。这是粤生姐(孙新世)告诉我的,她有一次偶然看到何谦叔叔那儿的一个账本,上面记着每个孩子的名字和所花的伙食费。不过,估计给你的伙食标准就还得提高一些吧。

    秉钧:你那时不是也住在西花厅吗?我怎么一直没看见你?

    秉宜:我住在最靠北的那排过道的一间小屋,那排过道的房间主要是给值班同志用的。我旁边住的是老桂叔叔(桂焕生),他要给伯伯做夜宵,就长年守在西花厅。玉珍大姐说她父亲那时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送工资。老桂叔叔是淮阴人,4岁就跟着他父亲来北京,后来成了北京玉华台饭庄一名做淮扬菜的大厨。

    秉钧:难怪他说的那么地道的北京官话。

    秉宜:1965年9月你来那会儿我刚考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心想着要多画画,星期天也拿个速写本去旁边的日坛公园花圃画速写,差不多一个月没回家。

    秉钧:那一次在西花厅,我住在咱们小时候住过的那个东厢房的南屋。

    秉宜:那间南屋,成元功叔叔结婚时住过,后来很长时间当了半个仓库,放书报、画册、唱片,还放杂物,占了很大一块地方。

    秉钧:我住进去以后呢,南屋因为好久没人住了,也好久没打扫了,尤其是窗子落了很厚的土,不打扫怎么住啊!我就跟张树迎叔叔要了扫帚、抹布和一个小水桶,搞了搞卫生。我先打开窗户,蹲在窗子上擦玻璃。正在擦的时候,看见七妈过来了,她刚午睡起来,到院子里来散步,好像霍爱梅阿姨(邓颖超的生活秘书)陪着她。她一下发现我在擦窗子,立刻叫起来:“哎呀!解放军!解放军!”那就是很惊喜的样子。后来张树迎叔叔对我说:“秉钧呀,你弄得我们很被动。你七妈对我说:‘你看看,秉钧不愧是解放军了,人家来了一看,该打扫就打扫卫生,就是部队的好传统嘛。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想到去打扫呢?’哎呀,这,这,这确实让我们有点自责了。”

    秉宜:你表现好,七妈高兴呗,那她得找个人念叨念叨啊,也就只能上值班室了。其实她还不知道吗,张树迎叔叔他们是不能随便离开值班室的,伯伯就在旁边办公呢。打扫卫生的工作自有别人负责。

    秉钧:我那次住西花厅,感觉到伯伯比以前忙多了。那会儿“总理办公室”已经解散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只留了两个秘书,其他人都分到国务院各部门去了,本来很多事秘书可以帮着解决,现在就都得由他自己办了,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从外边开会回来直接就进办公室,一进去就出不来了。七妈和张树迎叔叔对我“诉苦”,说现在伯伯睡觉就没有一次超过4个小时的了,有时他连续20多个小时不睡觉;有时48个小时睡了4次,这4次加起来也不到8小时;有时则是刚躺下,又因为工作被叫起来;有时是考虑工作,躺下也睡不着,就干脆起来;有时睡上十几、二十分钟又起来继续工作。张树迎叔叔就感叹说:“我和高振普两个轮流值班都熬不过总理。”我把张树迎叔叔的话告诉了七妈,七妈说:“嗳,不是他不能睡,如果有时间,他可以连续睡上十几个小时不醒。”

    秉宜:伯伯的忙,我从小还有一个印象是:有时他正在吃饭,秘书过来了,欲言又止的样子。伯伯一看见秘书,也不说话,放下筷子,站起身,快步走出客厅,转身就进了办公室。秘书紧跟在后面,要是碰到像陈浩阿姨那样的女同志,得紧着多叨两步才能跟得上他。当然秘书们也尽量不去打扰他吃饭,但是有重要的事情时,恐怕不及时去请示,事后就会挨总理的批评的。伯伯不是对秘书说过吗,说:“你们不要怕我忙不过来,我忙得过来。”
    另外还有个印象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在1950年代,社会大环境还比较宽松,有时七妈会让国务院招待科的同志过来给伯伯放一部电影,好让他放松休息一下。我记得有《渡江侦察记》、《翠岗红旗》、《山间铃响马帮来》、《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印象最深的是看卓别林的默片,咱们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看,乐得前仰后合。

    秉钧:看卓别林的电影那就是1954年的事了,伯伯为了去日内瓦开会做准备,他要先了解一下卓别林的作品。

    秉宜:不过每次看电影,中途都会有秘书摸着黑过来找伯伯,伯伯也立刻站起身悄悄地离开,而且他不让开灯、不打扰大家,过了一会儿他还会回来再接着看。一会儿秘书又来了,他就又出去了,有时就不回来了。在我的记忆中,伯伯在家就没有从头到尾完整地看过一部电影。

    秉钧:60年代初,伯伯也还能打打乒乓球、散散步,活动活动身体。我1965年9月这次去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已经撤了一段时间。伯伯比以前更忙了。我看他常常一个星期也抽不出一点时间打乒乓球,散步的时间也少了。因为上火,嗓子也出了毛病。可是伯伯却说:“解散总理办公室,周围的人都反对我,不让撤。现在撤了,不是一样办公嘛!”

    秉宜:我也听伯伯说过这句话,差不多就是在你离开西花厅以后,刚过国庆节不久,恰逢戏剧电影《红楼梦》的几位主要演员徐玉兰、王文娟、金彩凤到北京出差,不知道是开会还是参加文艺汇演。她们说想要来看望总理和大姐,于是就被请到了西花厅。本来平时伯伯见客人是根本没有我什么事儿的,这一次七妈却通知我,让我也过来陪几位客人一起吃个饭。大概是吃饭的时候不知谁问起总理办公室撤销的事,伯伯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要解散总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反对,只有我老婆支持我。”这是我唯一一次听他对人提到七妈时说“我老婆”。

    秉钧:不过伯伯虽然都忙成这样了,我发现他的观察力还是那么敏锐,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回西花厅后第一次陪伯伯去散步,刚走到二门(西花厅的大门)的时候,因为门口有哨兵,我知道哨兵是要给首长敬礼的,就主动退后了一步,让伯伯在前面走。果然哨兵给伯伯敬了礼,伯伯抬了一下手,这对他来讲就是还礼。我走在后面就没有还礼。伯伯马上察觉了,回头问我:“为什么哨兵同志给你敬礼,你不还礼?”我说:“按照部队的队列条例规定:单人军人经过营门或者在路上相遇,要互相敬礼。但如果是几个人同行,那就应该是首长在前面,首长还礼,后面跟着的人不用还礼。”他点点头,没说什么。从此以后,我要再去西花厅,经过二门,一定先给哨兵敬礼。

    秉宜:小时候在西花厅,七妈老说我,有一点没做对都不行。七妈就不怎么说你吧?

    秉钧:七妈也说我。我在航校的时候每天都必须有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假期里我也不敢停止。当时西花厅车库北边警卫班住的那个小院里有个单杠,我就每天去那儿练单杠。我在练单杠的时候,那些战士们看到了,就出来帮我,站在单杠下面保护我。回到后院,我跟七妈讲到这个事儿,七妈不高兴了,她问我:“他们为什么保护你?”我赶紧给她解释说:凡是在体育器械上去锻炼、做动作,下面都要站个人看着,万一做动作的人掉下来,下面的人能够托一把、扶一下,这也是体育锻炼的一个常规,甚至我们体育教官在场的话,也是要站在下面帮助一下的。七妈她就把我说的这个“保护”,当成是不是人家又照顾你了,对你又特殊了,怎么怎么样了。

    秉宜:你说的车库北边的院子是不是东小院、西小院?(注:东小院、西小院一说只是周秉钧、周秉宜的称呼,真正的西小院在西花厅大门外的西侧。)

    秉钧:就是。上小学时我和晓枫(彭雪枫之子彭晓枫)、小虎还都在那边住过。有一次伯伯出来散步,顺便过来检查我和晓枫的房间,看见我们把臭袜子扔在床上,还把我们俩批了一顿。

    秉宜:我也住过,我和小瑜(龙飞虎之女龙铮)住东小院。现在那两个小院都拆了,已经没有了。

    秉钧:那次在西花厅,我还注意到,伯伯对自己的生活很少考虑。天凉了,要七妈提醒,他才加一件衣服。平时不会见外宾时,他在家就穿一件旧的灰布制服。不过即使在家,他穿衣服也很注重仪表,那个风纪扣永远都是要系上的。那次我还进了伯伯的卧室,他当时盖的被子是灰布的被面、白布被里。我当时想,如果不是我亲眼见,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大国总理就盖这么一床布面的被子。

    秉宜:灰布面被子?是不是伯伯在转战陕北时就用过的被子?伯伯去世前,七妈没让我进过伯伯的卧室。

    秉钧:因为那次住的时间比较长,我基本上也不出去,只要伯伯回来,能陪他吃饭或散步,就能和他谈一谈。其中有几次谈话,我过后就给记下来了:

    1965年9月 西花厅
    伯伯:你飞了没有?
    秉钧:还没有,只滑翔了。我在预校呆了三年,到航校刚刚一年。
    伯伯:你今年多大?
    秉钧:我23周岁。
    七妈:你才23岁,我以为你比你姐姐小两岁,已经26岁了。
    伯伯:23还小?不小了。在预校就呆那么长时间,青年时期都浪费了。应该十八九岁就开始飞,接受得快。这时候也最容易锻炼勇敢精神,飞行最需要勇敢沉着。你胆子大不大?
    秉钧:还可以,差不多的事都敢干。
    伯伯:开始上天总是有些紧张,因为不熟悉。我第一次坐飞机还不舒服呢!没关系,熟了就好了。但首先要自己有胆量,要沉着。
    七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勇敢沉着,越是紧张危险,越要镇定。
(秉钧讲了飞行中一些因沉着果敢而化险为夷,因惊慌失措而造成了不应造成的事故。伯伯、七妈边听边点头。)
    伯伯:在预校要三年,学出来就要六、七年,学制太长了。这学制从预校就得改。你们开始飞什么飞机?
    秉钧:米格-18,苏联的初级教练机。我们自己设计制造了一种“六一”式飞机,性能比它好多了。
    伯伯:好在哪里?
    秉钧:(讲了“六一”式飞机的性能和优点……)可是我们飞不上了。我们学校接收了一期越南学员,把好飞机让给他们飞。过去我们学校就培养过几期越南同志。我们自己的学员不飞或改机种,也要把他们培养出来。
    伯伯:越南同志先飞,这是国际主义。
    秉钧:就是因为那时赫秃子(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给我们捣蛋,器材缺乏,我们的学制才定得长。
    伯伯:你们有没有上飞机实习?
    秉钧:没有。就是上理论课,讲了10个月。我们副校长讲了,他只学了28天理论,照样飞上去了。他要我们对教学、学制好好提意见。
    伯伯:就是嘛!就应该边学边实践,你们还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你们副校长叫什么名字?
    秉钧:焦延寿。我们这次整风,大家对教学、教材提了很多意见,要求把很多与飞行使用无关的都删掉。现在有很多没用的都讲了。
    伯伯:没用的讲它做什么?
    七妈:政治学习也得联系实际。你爸爸退休了,现在参加很多学习。但学了要用,要实践,不要成个“学习专员”喽!
    伯伯:我跟他谈过了,你再和他谈谈。现在小学二部制的多,让他把周围的孩子组织好,讲些革命故事,搞一些活动,免得他们到处乱跑,这也是对社会上的一项义务,就是实践嘛!
    七妈:你们政治课怎么学?
    秉钧:就是教员或者首长宣讲,我们回来讨论,最后检查思想。
    七妈:光坐在那里谈抽象不行,政治课更得联系实际。
    伯伯:我开了一天会,嗓子不好,还有事情,今天不多谈了。你和七妈谈吧。
    七妈:我身体也还没完全恢复,也不和你多谈了,以后你常来,每次都谈一些,少量多次。不论怎么谈,咱们都得有了问题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看问题,解决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在于用,不用学了干什么?不要看学得多少,就看用得好不好。孙乐义、丰福生是搞伙房工作的,他们学了就用,工作就搞得好。学毛著首先是改造思想,使自己与主席思想一致,才能用得好。不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掌握和运用主席思想,就要犯错误。不要怕暴露自己与主席相抵触的思想,因为肯定是有的,暴露了才能解决掉,不暴露就总带着错误。
    秉钧:我们就有这情况,讨论问题,说出一句不对头的话,与主席思想相抵触的,马上就要收回来,怕人家批判。
    七妈:你学毛著,最主要一条就是要讲民主,有错误就不要怕人家批评,特别要听反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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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cmsnew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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