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专列驶进上海远郊的顾家花园专用线。毛主席下车后，说这次他要到下边住。我们列车长召开会议，安排工作，准备趁毛主席下车的间隙，把车厢卫生彻底搞一下，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然后让大家休息、自由活动。其实我们的休息和自由活动，范围仅限于乘务员用的宿营车和吃饭用的大灶餐车两节车厢内，其他车厢都锁闭，根本不能到车下自由活动。

    记得那天，我们紧紧张张地准备了一天，有的人忙得中午连饭都没顾上吃。吃完晚饭，大家刚要休息一会儿，大约晚上9点多钟，列车长紧急通知：全列车乘务员到大灶餐车集合开会，气氛很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任务了。乘务员到齐后，随专列添乘的铁道部运输总局局长张孝屏也参加了会议。他首先讲话说：“一个多月来，同志们都很辛苦，本想明天叫大家休息一天，看来休息不了啦，我们还要连续工作，同志们不会有意见吧？”“没有！”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好，下面让你们车长讲话。”车长的讲话也极为简单：“毛主席不住下边了，他对我们专列有感情。大家赶快回到各自车厢，根据各车厢的要求调整好温度、湿度和空气。床单、被套十分钟内都要恢复好。”我们急忙奔赴各自车厢，紧张而有秩序地投入工作。

    我在乘务室配电盘前紧张、熟练地操作。在排风、换气、温度、湿度调整好的瞬间，又迅速换好我值乘穿的铁路制服。本想再确认一下各种显示灯、温度计和湿度计的显示数字，电铃突然急速地响个不停。我一看指示灯，急忙跑到车门口，打开车门一看，是车长！他说：“还有5分钟主席就到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只是再确认一下温度和湿度。”车长用命令的口气说：“你必须在3分钟内把一切调整好，我替你站车门。”我连声说：“是，是。”转身就到乘务室。其实我心中有数，温度只差一度半，两分钟内我有把握调整好，并能使其保持一小时左右。我看完后返回车门口，对车长说：“没问题。您是否再检查一下？”车长说：“我相信你，你站车门，我去看一下主餐车。”他说着，就要上车。我站在车门口往外一看，漆黑的上海郊区田野上一条“火龙”正向专列这边飞驰而来，我赶紧用手一指说：“车长，不能上，你看！"远郊田野公路上，一长串白炽刺眼的两束灯光，悄无声息地向专列驶来，没有声音，更没有鸣笛，把大路照得雪亮。主席的汽车快到了！“车长还是你站车门，我俩的车厢连接着，我看一眼就行了。”时间就是命令，为了抓紧时间，只能这样了。我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等车长回答，转身到通过台推开餐车的门。守候在门口的刘跃芳吓了一跳，问：“你干嘛？”我说“看温度。”“没问题。”她答。我转身回到我的车门口。啊！毛主席的汽车正好停在公务车门口。我刚要下一步车梯，己经走下汽车的毛主席正好站在车梯下，脸色阴沉沉的非常难看。卫士封耀松正要扶着他上车梯，只见主席用力一甩手。嘴里嘟哝了一句：“走，走开！”把卫士封耀松甩到了一边。自己就要蹬车梯。

    毛主席专列配备的是德制客车，车梯很高，专列停用的专用线又没有站台。所以我们都备有活动车梯，虽然做得很结实，但没有扶手。毛主席要上车没人搀扶是很不安全的，可我站在车门口又下不去，急得心里怦怦直跳。正当毛主席甩开卫士封耀松手的一刹那，我急中生智，走下两节车梯，仲出双手对毛主席说：“主席，我拉您一下，您可别松手，不然，咱俩可都摔到车下边去了。”他“哦”了一声，勉强笑了笑，顺势伸出一只大而有力的手给我。我用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很认真地用劲往上拉，让他顺利地登上车。下边的卫士、车长和送行的人们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但是大家都没敢动。我随他来到客厅，顺手从方桌上拿起一块已经准备好的温手巾送到他面前。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取过我手中的毛巾擦了一下脸，又擦了擦手就放在茶几上。等主席在客厅坐下，我对他说：“主席，我去取茶杯给您，喝点水吧？”他依然火气未消地说：“不用了，我的肚子都气大了，还喝什么水呀！”我苦笑了一下，小声说：“那您先休息一会儿。"主席还是平静不下来，他接着说：“你把汪东兴请来。”我应声说：“是，我现在就去请汪部长（汪东兴当时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我轻轻地打开车门走出去，又轻轻地把门关上。到门口对车下边的车长小声说：“车长您走吧，我关门。”车长问我：“没事吧？”我摆摆手小声说：“没什么事了，主席叫我请汪部长。”车长点点头走了，下边站着的人也开始散去，汽车悄无声息地开走了。我关好车门，请来汪部长，把俩人的茶杯送上，这时，卫士小田进来，我给他递了个眼色，退出客厅。

    回到乘务室，我长舒了一口气，坐下来休息一下，脑子里翻腾着刚才的一切：主席这是怎么了，跟随他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我抬头一边看着乘务室的配电盘，一边告诫自己，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可不能因为我的工作出现问题再让他生气。我当时的头脑很简单，就像孩子在不知什么原因发火的父母面前，告诫自己不要再惹父母生气一样，小心翼翼，不露声色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

    不一会，卫士封耀松进来了。我小心地问了他一句：“主席怎么啦，气成这样？”唉一一小封叹了一口气，小声说：“这几天总开会，主席又休息不好，祸不单行，都赶到一块啦。今天，主席休息时给贺子珍打了个电话，先是问候她，本来是好意，可能他还想见她吧。可不知什么原因，没见成。”说完，封耀松又赶紧解释道：“其实，他们电话里谈什么我也不知道，放下电话他就不高兴。”我听完连连点头说：“噢，原来是这样。”真是，他老人家也有苦衷，别人的一家老小经常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而他呢，整年整月地在外边开会、视察、研究问题。真没怎么见他像其他老人那样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见子女、子女见他都不能随随便便。难怪有时他跟我们发发牢骚：“我都成了笼子里的老虎了，什么自由也没有。不能随便干我想干的事情，整天是这个警卫，那个警卫，我干什么非得你们那么多人同意！"想到这儿，我对小封说：“是啊！主席有他的难处。哎，小封，我们大家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高兴点儿。"小封说：“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了，你有吗？”我一边思索一边说：“你们同汪部长商量一下，行的话，明天叫下边准备点儿文艺节目或晚会，再加点小节目怎么样？”小封说：“这倒也是个办法，等明天我汇报一下再说。"说完，小封站起来回车厢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把准备工作做好后，站在乘务室门口向走廊巡视，只见卫士张仙鹏去洗脸间给毛主席准备洗漱用具，不一会儿又进了他的包房。20来分钟后，卫士张仙鹏扶着毛主席来到客厅。坐下后，我迎上前去问：“主席，您休息好了吗？”他说：“还可以。”接着又问我：“你睡觉没有？”我说：“睡觉啦，我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大家都说我是个睡觉迷。”他说：“那就好，比我强，我睡觉是个大问题，有时吃安眠药都不管用。”我说：“主席，您操劳的事太多，应该劳逸结合才是。”他微笑着说：“看来我是要听你的喽。"我说：“我讲的对就应当听我的。”

    这时，他示意我坐下。我坐在他对面的小沙发上，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讲：“你还小，社会发展是千变万化的，要学会看问题，发现问题，处理问题，适应新的情况，就必须学习。还要学会做一个无名英雄，百年之后，人们也不会忘记你，想起你为他们做出的那些好事，你说对吗？”我非常认真地听着他给我讲的每一句话。一边思索：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对我来说当然是终身受益。但毛主席是在有意教导我，还是有感而发呢？他像慈父在给自己的儿女们唠叨家常。神情是那样平静，丝毫也看不出他昨天晚上那气乎乎的样子。昨天“肚子都气大了"的毛主席，今天起床后的神情又如此平静，肯定昨天晚上他又失眠了，他在梳理自己的情绪。他老人家对我讲的这些话，是在劝说安慰自己，还是回首人生告诫后人？直到今天，我都不能深刻理解他的深刻含义。我只觉得：他的感情生活有时好苦。他曾给身边的卫士讲：“老百姓的事有人管，我的事给谁说呀！"现在，他心里又想什么呢？寂寞、痛苦难道不是也折磨着他吗？可是，他却无人诉说，因为他身处在中国的最高层。我想，也许基于这个原因，毛主席当时不只是单纯教育我怎样做人，也是在和一个不大懂世事的孩子一吐心中的思绪。大概伟人也需要向常人倾诉心声、交流感情，甚至更多的时候，伟人要比一般人孤独得多呀！

    当时，我恭恭敬敬地坐在小沙发上。专注的听毛主席讲着。这时，主席停了一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看他喝茶时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思绪还停留在刚才讲话的内容。就对毛主席说：“主席，我虽然现在还小，以后会长大的。也会成熟起来的。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得失，不计报酬，心甘情愿地做一头人民的老黄牛。“毛主席听着我这些近似宣誓似的话语，微微的笑了笑，我看主席笑了，以为他不理解我，又急切地解释：“主席，我属牛，出身很苦，是在苦水中长大的。自然不怕吃苦啦。”我说的非常认真，也非常动情，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让老人家看一看，手也不由得比划开了。毛主席看着我这样子，笑着用手指着我说：“行了，行啦。这就对了。我相信你今后会这样做的。"我当时真感觉非常高兴。

    50多年过去了，毛主席的这些话语，向铿锵有力的专列行进声，经常回响在我耳边。不论工作上遇到多大困难，我没有屈服过，不论生活道路多么艰辛坎坷，我都挺过来了。当年的小鬼，没有辜负老人家的教导和期望，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始终默默无闻的工作着。

    毛主席说：“我保证，绝对保密。”

    王爱梅接着说，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专列在中原大地连续行驶了十几个小时了，一直伏案工作的毛主席太疲劳了。这时，他抬起头，目光透过车窗注视着外边的田野，然后放下手中的笔，伸展了一下四肢，慢慢站起来想活动一下，从他包房出来向客厅走去。正在走廊巡视的我看到他走出来，急忙迎上前去。突然，飞速行驶的列车驶进一个弯道道岔，车厢猛地晃动了一下。身材魁梧、动作迟缓的毛泽东一个趔趄差点摔例。我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想把他抱住，但终因身单力薄，再加上车身的摇晃，不但没有抱住他，我们反而都摔倒了。万幸的是毛主席倒在了长沙发上，我倒在地毯上。我赶紧爬起来，看到他高大的身躯半仰半卧在长沙发上喘着气，我心里怦怦直跳，不知如何是好，身上也冒出了冷汗，心里直埋怨自己没照顾好主席。嘴里也在嘟哝着：“哎呀。主席，在车上您可别自己走动了。列车运行中不知哪会儿有弯道，哪会儿有急刹车，这要把您给摔坏了，我可怎么向党和人民交待呀。”我喘了一口气后，又对主席说：“以后您想活动招呼我一下。我随时都在您身边呢。”我一口气不知深浅地说了这么多。他看着我着急的样子，摇着头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做得对。”主席顺势躺在沙发上笑了。

    我看毛主席没有磕着碰着，心情也平静下来。但又一想，这事要让领导知道了也够我一呛。心里不禁又有些害怕，于是又对毛主席说：“主席，这事您可别告诉我们车长啊。”“什么事？”主席问我。我说：“就是刚才您摔倒在沙发上的事。”他听完像个孩子似地笑了。用手比划着幽默说：“我保证，绝对保密。”他又抬起手指指我，又指指他自己说：“你知，我知，行了吗？放心了吧，小鬼。”看着毛主席慈祥的面容，听着他风趣的谈话，我开心地笑了。

    专列遭遇枪林弹雨，李银桥化妆毛主席，专列驶出白云机场

    王爱梅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气焰十分嚣张。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很复杂，很紧张，有时也很危险。作为毛主席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我们的战备意识也非常强，得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随时准备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专列。为此，我们专门成立了民兵独立营。训练也抓得很紧。要求我们平时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一声令下，风雨无阻，没有命令，有情况就是命令，枪声就是命令。我担任了民兵班长。我们除了政治学习，一有时间，就是民兵训练。我们专列的基干民兵都学会了打枪，而且技术还相当过硬。记得我当时带的那个民兵班，参加铁道部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时，还拿了全路冠军呢。

    记忆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61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专列就停在白云机场专用线上，不知是哪个环节泄了密，使敌人掌握了毛主席专列在广州的情况。那天，我们搞好车厢卫生，乘务员们都回到宿营车去休息了。突然，车厢外边突然机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我们都惊呆了，正在不知所措时，专列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开动了。我们突然意识到是紧急情况，都猛然清醒了，没有命令，没有安排，都各自分头迅速跑回自己的车厢。拉下总闸，关闭车内所有灯光，锁好车门，拉好窗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列车速度突然加快，我来回检查着车厢，发现还没有来得及撤掉的临时电话线，扯断后一头悬挂在车窗外，正随着专列的运行来回摆动，赶紧把它拉回车厢。这时，从漆黑的车厢内向外看，天空硝烟弥漫，火光一片。当时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很紧张，但保卫毛主席的高度责任感，使我们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为保卫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切。此时此刻，我真感到自己的岗位特神圣。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专列冒着枪林弹雨，驶出硝烟弥漫的白云机场专用线，转入另一条僻静安全的专用线。

    第二天，专列又开回白云机场专用线，做出专列要开出广州的阵势。随即开来了一串汽车，从汽车上下来很多年轻人，迅速奔向各车厢，动作迅速且悄无声息。这些年轻人一个个文质彬彬，身着便装，每人提了一个大皮箱和一个手风琴箱，乍一看，人们还以为是文工团员呢。其实来到车门一看，都是我们熟悉的8341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的皮箱和手风琴箱内装的全是武器。

    这时，毛主席的灰色吉姆车停在专列公务车的门口，我站在车门口迎候毛主席上车。吉姆车车门被警卫战士打开后，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走下汽车。我一看，心里一愣，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又马上镇静下来，走上前扶着“主席”上了车。列车开动后，我关好车门走进车厢，站在走廊的李银桥对我点点头一笑。我惊讶地问：“怎么是你呀？”我们相视一笑。

    专列开出一段后，又悄悄转入另一条安全的专运线上停留。事后，我们听公安人员讲：白云机场上空有敌机侦察这一带地形，我方解放军用机枪和高射炮向敌机进行了猛烈的开火射击。至于其他情况和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事后，大家风趣地说：“没想到，我们这些乘务员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考验的人了。敌情给了我们战地演习的机会，也检验了我们专运队伍的素质。”

    “流动的中南海”

    王爱梅接着说，建国初期，专列的车辆设备都很陈旧。不利于毛主席在车上的生活和工作。为给毛主席改善乘车环境，1957年，铁道部从德国为毛主席进口配套了新专列。在经过车辆整修和人员技术培训后。毛主席于1958年8月4日第一次登上新专列。当他看到车厢里有包房，卫生间，客厅后很满意。在客厅里他环视了一下说：“这大小沙发能坐十几个人，这日光灯的光从灯池射到顶部，使整个客厅的光线明亮又柔和，让人赏心悦目，我喜欢。”

    随后，他又来到餐车。餐厅里摆放着约有8米长的长条方桌，上面铺着洁白的桌布，整齐地摆放着笔筒和烟灰缸，笔筒里放着己经削好的红蓝铅笔。桌子两边摆放着整齐地软椅子。灯光和客厅一样柔和明亮。餐厅的另一角摆的是一个方桌，洁白的桌布上还照着一层蓝色印花塑料台布。上面摆放着装着油盐酱醋的四味架和牙签盅。可供4人用餐。当他看到后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各省委，地委，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以后就在这里开。工作、就餐全都解决了。能解决不少开支，又节省时间，可以召开中小型会议，专列随时停随时开。，我工作起来也随心顺手，我喜欢。”从此，毛主席无论春秋冬，年复一年，在专列上废寝忘食地工作着。他称这里是他的家，专列乘务员是自家人。汪东兴则称毛主席专列是“流动的中南海”。

    在“流动的中南海”里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至今在我脑海里历历在目！

    每年，毛主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有时一年里，我们只有一个多月时间在北京，其他时间都随毛主席在祖国各地视察、开会。他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而且经常吃、住、办公、开会在火车上。有时由于工作需要准备住在车下，但为了节省开支和不麻烦地方，就又返回到车上来住。

    毛主席曾经说：“我在火车上都习惯了。工作、休息都很方便。”其实我理解他的心情。火车上的条件再好也不如下边，长途坐火车可是个苦差事，不说别的，整天离地三尺长途运行，一路颠簸，我们年轻的乘务员都疲惫不堪，更何况是一位老人呢？看着严于律己、整天为人民操劳奔波的他老人家，我常常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也更加敬佩他老人家，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常常暗暗告诫自己：要用我辛勤的工作，为毛主席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老人家感到在火车上和在中南海里一样。

    毛主席每次外出，汽车运来的行李，除了一个包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外，其他的都是整箱整箱的书籍和文件。他包房里的木床上、办公桌上也跟中南海里一样，多半地方都被摆好的书籍和文件占用了。毛主席不仅吃、住、行、办公在车上，甚至有病做手术都不去医院。

    有一次，毛主席背上长了一个脂肪瘤，随身大夫发现后让他到医院检查治疗，做手术。但毛主席说什么也不去。后来实在没办法，向上级汇报后，由卫生部黄局长上车给他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我对毛主席说：“车上条件怎么也没有医院里好，您在车上做手术，多危险呐，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毛主席微笑着看了看我说：“不会的，要相信我的抵抗力。"我又问：“主席，刀口疼吗？”“傻小鬼，哪有开刀不疼的，我也是人呐。"毛主席诙谐地对我说。我吐了一下舌头，没敢吱声。毛主席又说：“不过疼也和困难一样，你不战胜它，它就要吃掉你。现在疼一点，也就是牺牲一点，去了病根就好了。不过这比战争年代好多了，这点疼算什么？对吗？”说完，他对我很幽默地挤眼。我摇摇头苦笑着。

    毛主席整天操劳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辛苦至极，但他的生活却极为简朴。他的衣服是破了补，补了再穿，一双皮鞋跟随他几十年，生活上他总拿自己的标准和战争年代比，和全国老百姓比。就说毛主席那件补了60多块布丁的睡衣吧，从50年代初，一直穿到71年，实在没法缝了。毛主席才同意让它退休。我还清楚地记得，1961年到1962年间。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时。有一天，卫士李银桥来到乘务室找我说；“小王，你有块布头吗？“我当即回答：“没有啊。”又随即问他：“你要布头干嘛呀？”他说：“毛主席的睡衣又有一块儿麻笼了，得给他补上。”我想了一下说：“我们急救箱里有纱布，我还存口罩，能行吗？”他说：“可以的。”

    我先到主席包房看看他有什么事没有，看到他正在看文件，平安无事后，就让李银桥在乘务室等一下。我快步跑回宿营车，拿了我的针线包、口罩和急救箱里的纱布。返回乘务室。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也把主席的睡衣拿来给我。我打开睡衣一看，天哪！睡衣上层层叠叠的这么多布丁。我也来不及数数，就赶紧补了起来。我先用大块纱布把麻笼的地方从底下托起来。用针线把它固定好，在外面再盖上一块纱布。然后，认认真真的把它缝好。因为睡衣上的布丁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我缝的可能比卫士们缝的好些。李银桥接过我缝好的睡衣说：“你还有这特长呀？”我说“你以后有针线活找我，我只会补衣服，不会做衣服。"后来，我们乘务员在一起聊天时说起此事，刘跃芳说：“她也給主席的睡衣补过一块。”

    回乘以后，我向领导作了汇报。后来，我们专列还成立了缝补小组，单位也建起了洗衣房，乘务员轮流下去劳动，为国家节省了开支。为支援国家建设单位还办起了小工厂。我在小工厂还干了几年。毛主席听说后高兴地说：“这也是为人民服务嘛！”得到了毛主席表扬，我们别提多高兴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也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毛主席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共度难关。身为国家主席他首先提出：不吃肉，不吃鱼。把自己的工资也降到最低。这期间，我们的专列停在某个机场专用线上。很大一块场地上长满了很多野菜。为补充乘务员的伙食不足，从农村出来的李师傅说：这些野菜可以吃。能做菜包子，凉拌当菜吃都可以。听说这些野菜可以充饥，我们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一起到地里去挖野菜。弄回来后，由程汝明等师傅们给精心的加工制作后，摆上了我们乘务员的餐桌。大家吃的那叫一个不亦乐乎。毛主席听说后，也让我们给他上了一盘凉拌野菜。吃完后毛主席说：“口感很好。”还表扬我们说这样做就对了，让我们一起共度灾年。这以后有段时间，野菜也时不时的摆上毛主席的餐桌。

    看着中国最高级的厨师，做好的凉拌野菜摆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餐桌。我们乘务员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毛主席啊，战争年代，你和战士们一起出生入死；和平年代，你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从他的衣食住行，到他的一言一行，对自己到了苛刻的地步。他爱吸烟，但他的火柴是从火柴厂买的散装的，装火柴的大盒子比茶杯还粗，外边贴着一层很厚的磷皮。火柴从磷皮上一擦就能点着。这样既经济又方便。这个火柴盒他走到哪就带到哪。在餐车开会，也让李银桥把它带到会议桌上。开完会再拿回去。车上本来给他准备好了火柴，他怕浪费不用。但是，他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却关怀备至，地方上给他安排文艺活动，他也惦记着我们去不去；外宾送他的水果，他送给我们乘务员吃；他要到下边去住，还关心着我们住在车上的乘务员。

    记得1958年庐山会议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我们专列停在武汉一条仓库专用线上，条件很艰苦。铁皮车厢被太阳一晒，像个蒸笼，车上根本没法休息，我们只好拿个凉席钻到车底下。但是，具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是没地儿躲没地儿藏的。因为开会，毛主席在山上住。当他知道我们还住车上后，马上让王任重书记安排我们到庐山宾馆住，使我们免受火炉蒸烤之苦。在我们驱车前往庐山宾馆的路上，环山公路两侧青山滴翠，古树参天，山花点点簇簇，如同从远处飘洒过来，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清香。随我们上山的当地公安人员指着头顶上一大片白云，向我们介绍说：“你们看，这一大片云雾正向我们冲过来。这就是山里的雨，你们赶快把车窗关好。"还真灵，车窗刚关好，倾盆大雨盖顶而下。车顶车窗被白花花的大雨拍打的啪啪作响。窗外白茫茫的一片。山里的天气小孩的脸。不一会儿，雨便停了。随行人员又让我们把车窗打开。只见车窗外又一片白云。公安人员又介绍说：“再转一个山头，就能看到雾从空。”听着随行公安人员的介绍，看着眼前巍峨俊美的庐山，我突然想到毛主席刚上庐山时作的七律《登庐山》的前两句：“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是啊，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太美了！太凉爽了！

    从似火蒸烤的武汉仓库专用线，一下子来到这风光绮丽、清凉怡人的庐山，我们真有飘飘欲仙之感。身处这人间仙境，我们心中溢满了毛主席的关怀和温暖。汽车里，不知谁喊了一句：“小王，大伙拜托你了。毛主席再上车时，请他老人家跟我们合个影吧！”“对，大伙拜托你了。"车厢里同志们齐声说道。我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答应。一定努力争取。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回到停留在仓库专用线的专列上。我见到毛主席的第一件事，就是兴致勃勃地给他讲我们在庐山见到的美景，讲到忘形处，我突然想起了汽车上大家的嘱托，便向毛主席说：“主席，您和我们照张相好吗？”毛主席愣了一下，微笑着点点头，欣然同意。我高兴地几乎拍手跳起来。急忙走出车厢，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好消息告诉车长，告诉全列车的同志们。

    在武汉仓库专用线的空地上，在毛主席的专列旁，我们全体专列人员，终于幸福的留下了和毛主席永远在一起的合影。当年庐山绮丽的风光，美不胜收的人间仙境，在我的脑海里己经模糊一片，但在光秃秃的仓库专用线空地上，毛主席和我们乘务员合影的情景却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间。

    毛主席不但关心我们的生活，还经常关心我们的思想。有时，我们乘务员之间闹点小矛盾，他老人家都亲自过问，给我们调解。记得1958年3月份，“大跃进”的前期，毛主席坐专列到成都开会，后来又到重庆、自贡等地。他中途几次停车下去看庄稼、看农田，视察四川的天然气，重庆的兵工厂和炼铁厂，接见地方各级领导，调查了解情况，听取各方面汇报。所到之处，人山人海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人们泪流满面，如醉如痴。我们也前前后后地紧跟着他担任保卫，亲眼目睹这激动人心的场面，中国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在此渲泄得淋漓尽致，毛主席也为人民群众这极大的热情所感染。不难看出，在毛主席眼前，人民群众对领袖的无限信任已转化成他们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此时，我怎么也没想到，叱咤风云，指挥千军万马扭转乾坤的他，还有闲暇时间注意和调解我们乘务员之间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矛盾。我亲身感受到：毛主席不仅有他惊天动地的胆略和气魄，也有他感情细腻的情怀。

    毛主席在成都连续开会20天，我们专列也停留了20天。在这20天里，我们除了保养车辆外，领导也安排了我们一些自由活动。一次我和几个伙伴一起上街去买一些日用品。在一条很热闹的大街上，我看到一个卖棺材的铺子。那里的棺木做得很讲究，精致美观。根据当地人讲：他们的习惯是人活在世时，就把棺材买好，以后每年上一层漆，直到用上为止。不知怎么的，看到这样考究的上等棺木，听着当地人的介绍，我忽然想到辛苦、劳累了一生己近暮年的父母高堂。当时，我真想给他们买两口留待百年之后用，就走上前问了一下价钱。同来的老孙和小杨知道我的想法后，讥笑我冒傻气。回来后我心里很委屈，也不服气，就跟他们争辩：我父母受苦受累一辈子，我给他们考虑点后事有什么不对的呢？

    这事不知怎么被毛主席知道了。在一次舞会上，毛主席笑着向老孙和小杨问起此事，对他们说：“人家小王本来不傻嘛。她是个孝顺女儿，尊敬老人是对的喽，你们想一想，是这个理不？”经毛主席这么一说，她俩也都笑了。我高兴地对他说：“主席，您真好，真能理解人。其实，我也是跟您学的。那年我们跟您去韶山，您不是还到您父母坟上给老人扫墓了吗？”他拍拍我的肩膀，笑了。

    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体贴，更激发了我们为他老人家服务好的工作热情。为给毛主席创造舒适的环境，我们全体乘务人员不怕苦累，经常连续工作。只要他在车上工作和休息，整个专列都鸦雀无声。我们通过他包房的走廊时，都脱掉鞋踮着脚尖走路，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其他车厢的工作人员要通过主车时，都要等列车停下来时到下边轻轻绕过去。在这流动的“中南海”里，我们沐浴着世界上最温暖的阳光，也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岁月悠悠，离开毛主席专列己经50多年了，他老人家逝世也40年了。我也由当年的“小鬼”变成了近80岁的老人了。在这风风雨雨的50多年中，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始终激励我不为名、不为利，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不屈不挠、默默无闻地生活。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23周年之际，我要告慰主席的是：峥嵘岁月稠，寒梅仍依旧。如果有来生，我还想做您忠诚的专运人。

    2009年11月23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学术联谊研讨会在武汉举行。地点就设在毛主席经常下榻的东湖附近的清江饭店会议室。参加人员有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专列的乘务员和子女等。大家团聚一堂，又回到了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岁月……刘思齐大姐回忆了主席严格要求子女的几件事。让在场的人员无不感动。

    在延安，毛主席第一个安排毛岸英到农村去，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来体验生活，之后才有了干部下放劳动这一说法。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又派毛岸英到战场。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后，过了好长时间她才向毛主席请求：到朝鲜给毛岸英扫墓。毛主席答应后提出3点要求：

    一、所有经费不要朝鲜一分钱。
    二、不能给朝鲜人民添麻烦。
    三、代表毛主席看一看毛岸英，说爸爸想念他，是爱他的。最后由沈同陪着她去了朝鲜。

    会后我们一起合影时，我请刘思齐大姐坐首席。而她却说：“毛主席在世时对儿女们讲过：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无论岁数大小，男的叫大叔和叔叔，女的叫阿姨。”结果我坐在刘思齐大姐的右边，张玉风坐在刘思齐大姐的左边。如今，毛主席己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家风还在子女身上延续……

    座谈会上，整脊专家盛海亮讲解了中医的“三焦”与“五行”，深受好评。军品大王李长东向王爱梅赠送了红色藏品，并表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艰苦作风和优良品质，将更加激励新时期的我们更好地工作、生活。
座谈会由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总编辑江山主持。

    链接一：系列座谈会由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主办，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与遗物馆网、北京毛泽东养生饮食文化研究会网、中国网育英频道、华夏网-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北京锋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红心爱心影视文化公司、安徽映山红博览园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富太太家纺等协办。

    链接二：参加活动的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革命后代、书画家、有关方面人士有：被誉为“流动的中南海”——毛主席专列工作人员王爱梅，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局局长梁德武大校，开国中将刘忠之女刘蒨，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罗振，朱家胜少将之子陈德延，韩治中之女、中直育英学校校友会办公室主任韩明，陈春森之子、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陈华，董克平之子董建，新四军研究会会员胡山，《旅游》杂志原副总编辑杨乃运，环球百通（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清和，中国紫宫禁城美髯公画家陈敬明，红色收藏家金铁华，军品大王李长东，脊柱养生专家盛海亮及夫人杨贵兰，北京丁是丁卯是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霍金梅，原毛泽东旗帜网站工作人员李靖、宋丹丽，北方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尹晓红，北京秀领科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丽丽。

    链接三：北京丁是丁卯是卯餐厅位置：北京南站北侧即丰台区开阳路八号、南二环开阳桥东南侧的悦秀城四层，订餐电话：010-57112452。公交线路：可坐地铁四号线，特14路等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