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二次为谢子长题词

毛泽东第三次为谢子长题词

    【附录1】

    在纪念建党94周年暨《谢子长传》出版座谈会的发言
    张化民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同志、老一代革命家的亲属代表及新闻界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建党94周年暨《谢子长传》出版座谈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走过了94周年的光辉历程。这94年，是我们党探索救国图强真理、开辟民族独立和民族振兴道路的94年。当我们享受着今天的和平与自由，回望历史，我们知道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千百万革命烈士付出了生命和献血换来的。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今天在京举行建党94周年暨《谢子长传》出版座谈会，有这么多的领导、老同志、老一代革命家后人和新闻媒体参会，我内心十分激动。我在创作《谢子长传》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家人、党史专家、有关部门及亲友的支持与鼓励。今天《谢子长传》的出版座谈会能让我有机会表达我的由衷感激之情。首先感谢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举办这次出版座谈会，特别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这次出版座谈会！感谢中央党校出版社张克敏大姐，为书的出版劳心费神。

    我是在延安出生，从小在长辈们关于谢子长、刘志丹领导受苦人闹红的传说中长大。1980年开始收集和研究有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资料。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没有一本比较系统的谢子长史实研究专著，于是下决心写一本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参考的谢子长传记。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当时严酷的环境，留存下来的资料很少，收集和考证资料难度较大。所收集的资料大多数是健在的长辈们后来的回忆及部分原来交组织资料的留底，因此难免有差错。为顾全大局，把握分寸是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对一些重大史实都尽量采用当时的资料，排除孤证，并有相应的旁证。2012年正式开始写作《谢子长传》，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很多同志研究写作谢子长的文章资料，也多次与谢子长烈士的儿子、90高龄的老红军谢绍明进行沟通，2014年4月完稿。

    在收集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我不时地为谢子长的感人事迹所感动，对我感触非常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对我感触最深的是谢子长对老百姓深深的爱和对损害老百姓的人和事，嫉恶如仇、敢于担当的精神！他时刻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无论做什么都首先考虑老百姓。早在1918年，他就为了老百姓，在冰天雪地崎岖的山路上步行300多公里，冒险北上榆林府状告贪腐的安定知县；1924年他太原军校毕业回到安定创办民团，他事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又嫉恶如仇，敢作敢为，铁面无私，“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1925年加入共产党以后，他更加热爱人民，严格执行军纪。1927年清涧起义时，他枪毙了抢劫老百姓财物的起义领导人李象九的卫士黄福财。教育大家“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老百姓，我们也是老百姓出身。咱们的大和妈，哪个不是老百姓呢？所以我们无论走到哪处都要爱护他们，要给他们办好事。谁要是乱抢胡搞害百姓，谁就是害咱们的大和妈！”担任西北抗日同盟军总指挥期间，有人抢老百姓的东西，谢子长知道后愤慨地说：“这简直是土匪行为！哪里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样下去，脱离群众，要不了几天就会失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绝不允许这么干！”1932年2月初，“省委决定采取坚决措施，整顿改造部队，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成立陕甘红军游击队。” 在西北打出了红军的旗帜，红军的旗帜一经打出，就再没有倒下，坚持到中央红军到陕北。由于他带领的队伍爱护百姓，纪律严明，从而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很多人就是冲着“谢青天”参加红军，他们不怕掉脑袋，一心跟着“谢青天”闹红。1936年初东征前夕，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到陕北革命根据地绥德县视察时，彭德怀对崔田夫和郭洪涛感慨地说: “这里群众基础比江西省兴国县好得多。”

    其次，谢子长坚如磐石的共产主义信仰。他是经过长期在国家独立民族强盛道路上的探索和比较，最后才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1925年在北京大学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他的信仰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并且为此贡献出了他的一切！他带领全家17人闹红，9名烈士。在多次失败和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鼓励大家：“现在是很艰苦，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我们甘愿吃这样的苦!”“老子不行交给儿子，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有志者事竟成。”“共产党人就像毛脑柳树一样，割了这一茬那一茬还会长出来。……白军杀人越凶，恨他们的人就越多，当红军和参加共产党的就越多。共产党是杀不绝的，红军会更强大。”从1924年拉起部队，到1935年，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他始终“败不丧志”，终于和刘志丹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共同创建了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再次，谢子长高尚的政治品质给我的影响也非常深刻。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遵守党的纪律，顾全大局。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的他，曾经先后两次被错误剥夺军权，赶出陕甘游击队，他都毫无怨言，并且做好其他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二次被错误剥夺军权后，为了保住陕甘游击队，他不顾自己遭受错误批判与处理，仍然坚决要求将刘志丹、杨重远等留在部队，红26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因此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他又两次临危受命，使处于危难之中的陕甘游击队、陕北游击队度过危局。他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和马明方等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此外，“1935年2月初，刘志丹在马明方、郭洪涛、白坚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在伤病中的谢子长，商定立即成立西北军委。子长首先提名志丹担任主席，而志丹却坚持让子长担任，他作助手。推让良久，最后子长以西北军事特派员身份任命志丹担任。到2月5日，周家崄联席会议选举时，志丹又力主子长担任，最后选举谢子长为军委主席，刘志为军委副主席。刘志丹实际主持军委工作。在子长去世后，志丹继任军委主席。”他和刘志丹互让军委主席，充分体现了两位西北革命领袖的高风亮节和他们两人战友加兄弟的亲密关系。

    我还有一点感慨：民族英雄谢子长“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他为中国革命奠基大西北的功绩将与世长存！他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人民和历史决不会忘记他！我为自己有幸能够编著《谢子长传》而自豪。由于我的水平有限，书中各种遗漏和错误很多，请各位前辈、领导和专家不啻给以指教！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万事如意！
    再次衷心感谢大家！

    【附录2】

    为党为民 忠勇苦斗 功绩卓著 遗范千秋——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4周年暨《谢子长传》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发展组副组长 马晓文

    刚才，李忠杰副会长、钱海皓副会长的发言我全部同意。特别是钱海皓副会长讲了毛主席在延安讲的那一段话，我父亲马文瑞在他的《论延安精神》中，在《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回顾》中，专门提到1937年5月在苏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就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重温毛泽东的这段讲话，对于我们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该有多么重要的指导意义啊！如果党的干部和领袖都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党就不会变质，军队就不会变质。

    1988年，为纪念谢子长同志逝世53周年和子长陵修复工程竣工，5月11日，邓小平为子长烈士陵园题写“子长陵。”陈云题词：“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杨尚昆题词：“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彭真题词：“谢子长同志革命业绩永垂不朽！”薄一波题词：“把一切献给人民的人，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我们党的精英、民族的精英——谢子长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聂荣臻题词：“忠贞革命浩气永存。”徐向前题词：“谢子长烈士永垂不朽！”习仲勋题词：“子长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永垂不朽！”刘澜涛题词：“陕北红军杰出的领导人、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程子华题词：“谢子长刘志丹都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都是井冈山路线的代表者。”我父亲马文瑞题词：“为党为民忠勇苦斗功绩卓著遗范千秋。”今年1月19日是谢子长同志逝世118周年。在中国共产党诞辰94周年前夕，我们发展研究组推动、谢绍民全家支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4周年暨‘谢子长传’出版座谈会》纪念党的生日，座谈《谢子长传》出版，缅怀革命烈士谢子长的历史功绩，学习继承革命烈士谢子长的革命精神，紧跟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反腐败、促改革、促统一、促发展、依法治国、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我想，讲3句话，再提一个建议。

    1.革命先烈谢子长留给全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革命传统不能丢。

    我父亲马文瑞1988年为纪念子长同志逝世53周年的题词是：“为党为民，忠勇苦斗。功绩卓著，遗范千秋。”1997年在纪念谢子长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马文瑞说：“谢子长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陕北人民的领袖，同刘志丹同志一样，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又深亲地说：“他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谢子长烈士一生仅活了38岁，他为党为民忠勇苦斗的一生是以坚定乐观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战斗的。为党的事业共产主义的精神，表现在每一刻都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我们不能忘记，谢子长烈士临终前说的话：“老百姓怕我死，我不甘心死，我为老百姓做的太少太少了。”我父亲马文瑞一生遇到几个好导师，一个是1928/29年中共绥德县委书记白明善，一个是1929/1932年在安定期间的谢子长。1929年2月，年仅16周岁的马文瑞第一次遇见了在陕北大名鼎鼎的领导过清涧起义的谢子长。1930年7月组织上调马文瑞到安定县北区担任区委书记、安定县委书记。这是谢子长、任广盛打下坚实党的工作基础的地区。谢子长自从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称谢子长为“谢青天。”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发动清涧起义，参加渭华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发动兵运暴动。马文瑞在立三路线时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党和革命力量，是他学会了秘密工作条件下谢子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一生受益匪浅。再一个就是毛泽东。194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延安大生产中的22个生产英雄，王震同志“有创造精神。”习仲勋同志“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马文瑞同志“密切联系群众。”在党的七大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三大作风。1995年马文瑞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毛主席要我密切联系群众。”延安精神作为党中央、毛主席身体力行、大力倡导的革命精神，成为当时全党自觉遵循的思想和作风。作风是 革命者对革命和党的工作的态度，核心也是密切联系群众。党的遵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十八大党章规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党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在革命、建设、改革的整个历史时期，谢子长等无数革命先烈留给党的胜利的法宝，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传统不能丢。我父亲马文瑞在临终前致党中央、胡锦涛同志的信中说：“密切联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

    2.刘志丹、谢子长是最亲密的战友不能忘。

    刘志丹、谢子长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员的模范，红军的模范，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抗日战争中的民族英雄，都是陕北人民领袖，在人民群众中至今享有崇高的威望。老百姓至今还忘不了“老刘”和“老谢。”都是从旧社会中冲杀出来的“谢青天”，“刘青天。”至今，不少农家，依然是“端起饭碗来，想起刘志丹。”“端起饭碗来，想起谢子长。”

    自从1925年，谢子长、刘志丹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他们都立志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的道路。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领导下，发动了清涧起义，打响了陕北和北方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1928年5月，唐澍、刘志丹、许权中、刘继曾、廉益民等领导发动渭华暴动，谢子长参加了渭华暴动，担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党委委员。从1928年8月起，谢子长同刘志丹先后回到陕北共同从事兵运活动，直到1931年10月，他们在南梁堡的林锦庙又会合在一起，1931年1月，组织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子长是总指挥，志丹是副总指挥。1932年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起了红旗，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谢子长分别担任过总指挥。1932年12月，执行“左”倾路线的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打击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等同志，把谢子长、阎红彦排挤出部队，成立红26军逼迫南下关中，造成红二团全军覆没的惨剧。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后，恢复红1支队，发展红军游击队，发展陕北苏区，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1934年7月23日在南梁堡的阎家洼子，刘志丹、谢子长又会合在一起，成为亲密战友。共同商定，妥善处理了蔡子伟、黄子文的党籍和工作问题。共同商定谢子长率红3团北上陕北，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向陕北转移打下坚实基础。

    谢子长、刘志丹是最亲密的战友，还表现在他们共同遭受了“左”倾路线的打击。1932年上海临时中央和陕西省委即认为陕甘游击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曾先后派了高维翰（即李杰夫叛徒）、杜衡（叛徒）、李艮同志（已牺牲）对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进行批判斗争，给予撤职查办等处分。 刘志丹、谢子长都是从群众斗争中，从反帝、反封建军阀、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群众领袖、红军领袖。他们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志，相信革命胜利的具体果实最重要。在实际与上级理论发生矛盾时，往往是以实际利益为重的来检验理论的，不会按照“左”倾政策办事。会实事求是处理问题。1932年4月18日，杜衡第一次到陕甘游击队，即给谢子长等人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上山逃跑路线的大帽子，以攻打山河镇失败为由，把谢子长同志排挤出部队。1932年12月18日，杜衡再次来到陕甘游击队，煽动群众批判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没有执行省委路线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执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梢山路线”、“逃跑主义”、“游而不击”及“反革命阴谋”等等罪名，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开除”出部队，给谢子长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给阎红彦严重警告处分。经谢子长再三请求和全军上下一致要求下，才把刘志丹、杨重远二人留下。

    我们作为陕北革命干部的子弟，一定要牢牢记住，刘志丹、谢子长是最亲密的战友不能忘。

    3.对群众领袖和历史人物的历史评价要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不能在鸡蛋里头挑骨头。

    谢子长、刘志丹都是群众领袖、红军领袖。他们也都是从旧社会中杀出来的革命者，不同程度留有旧社会的痕迹。他们都是西北革命领袖，没有在中央苏区干过，也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1935年2月遵义会议召开时，谢子长已经因伤病危。刘志丹也没有赶上延安整风，也没有那么高的路线觉悟。他们闹革命的时候，基本上全党是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正向马明方同志说的，陕北特委在敌人的迫害下，在城里呆不下去了，1931年才被迫转入农村，转到农村之后，才感觉到大有作为，那时候不知道这就叫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不是延安整风，谁也不知道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那么多年，到遵义会议才转变成正确路线。因此，我不赞成用现在的认识去认识鉴别群众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硬要在他们两人中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应该说，谢子长刘志丹都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都是井冈山路线的代表者。不能在鸡蛋里头挑骨头。

    一个建议是在每年党的生日、军队的生日、国家的生日，在缅怀党的领袖、军队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时，不要忘记纪念革命先烈。每逢佳节倍思亲。去年人大常委会已经立法确定每年9月30日为烈士纪念日。作为革命后代，我们应该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发扬红色资源优势，广泛进行党史、军史政权史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