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中夫妇患难与共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共1.8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他们在甘孜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此时，甘泗淇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贞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并已怀有数月的身孕。一路上，李贞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忍耐着各种恶劣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跨过了金沙江，又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雪山。

    长征途中，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俩常常把自己的骡马让给小战士骑。遇到有的小战士患病，他们总是不惜把自己也少得可怜的粮食拿出来救急，而他们则靠吃野菜和草根充饥。两个人的宿营帐篷也几乎成了刘月生、罗洪标、颜金生等小红军的专用帐篷。等他们睡着了，李贞就给他们缝补破旧的衣服。每当看到灯光里穿针引线的妻子，甘泗淇都会油然升起一股敬意，同时也不免有些担心尚在她腹中的孩子。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多补充些营养，多休息一会儿。

    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不幸的厄运降临到他们头上。由于草地气候恶劣，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他们又终日在遍布陷阱的泥潭沼泽跋涉，过度劳累，加之营养不良，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了。没有充饥之粮，李贞又缺少奶水，孩子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作营养品，但这毕竟非常有限，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

    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甘泗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不能喝冷水，他就把水壶揣在怀里焐热；她不能骑骡马，他就背着她走。同志们做了副担架，才使甘泗淇从背上放下李贞来。但甘泗淇坚持自己抬担架的一头，以尽可能减少其他同志的负担。

    看着丈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履维艰的样子，李贞的视线模糊了。她对甘泗淇说：“泗淇，你那么喜欢孩子，可……泗淇，我对不起你……”

    甘泗淇知道现在是李贞最为脆弱的时候，她只有多保存一点体力，才会多一分安全走出草地的可能。他连忙制止住妻子：“小贞，你不要难过。我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的。”

    然而，李贞由于产后没能休息，再加上伤寒病的侵袭，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有些老同志每每忆及此事，都感到惋惜。

    长征胜利后，贺龙称赞甘泗淇、李贞夫妇，说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把母爱献给烈士遗孤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奉命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先在冀中参加斗争。后来又回抗大学习，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李贞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建立后，李贞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担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1953年，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对加强部队干部队伍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李贞曾和许广平率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苏联，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扩大了中国妇女在国际上的影响。1957年，她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为军队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1975年10月后，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

    李贞和丈夫甘泗淇这对革命夫妻，在草地有个小生命夭折后，从此身边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他们却抚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把伟大的母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后勤部长的陈希云，在生命垂危时对几个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贞安慰他说：“你安心治病吧，家里的事，我们这些老战友会帮助照顾好。”随后，她把陈希云的大女儿陈小妹接到家里，从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管到参加工作。体弱多病的陈小妹，在李贞慈母般的关怀照顾下，健康幸福地成长，后来考上了解放军外语学院，成为部队的技术骨干。    

    朱一普是苗族老红军朱早观的女儿。朱老1955年病逝后，李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里抚养。朱一普患胃病，李贞特地定了份牛奶，对她进行“特殊照顾”，鼓励她养好身体，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    

    这些烈士的后代相聚在李贞家，每次吃饭都要摆上二三桌。星期天和节假日，李贞还抽空带孩子们去看电影，逛公园，大家庭里充满了温暖，其乐融融。    

    “一贫如洗”的将军之家

    李贞将军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李贞穿的衬衣、外套，盖的被子等，都是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一双棉鞋她穿了十几年，仍不肯换新的。身上穿的大多数是60年代留下来的青布衣服，领子和袖子都是补丁叠补丁，谁也记不清染过几回了。冬天就在外面套上一件褪了色的棉布军大衣。

    1983年春节前，总政老干部福利局张处长一行代表总政领导到李贞家拜年，张处长拿出200元钱对李贞说：“这是组织上补助的生活福利费。”李贞连连摇头说：“这钱不能收。我们这些幸存的老同志，和那些牺牲的战友相比，已经很幸福了，请组织上不要再给特殊照顾了。”

    李贞的工资并不高，可她的生活开支却不小，20多个烈士子女要生活，张口伸手都离不开钱。时常有些老同志来京住在她家里，钱用光了，她还掏钱给他们买车票，送给他们路费。

    从1975年开始，李贞住在香山脚下一个很普通的破旧四合院里。住房年久失修，设备很差。卫生间里经常漏水，有时还得垫上砖头才能走进去。几户人家合用一个锅炉烧水取暖，冬天室内温度也比较低。总政领导多次劝她搬到城里去住，可她总是说：“房子还能住。我有办法御寒。”

    李贞的“办法”很原始，她把那双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穿在脚上。身上再穿件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全副武装”的在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1980年，李贞定为大军区副职。可是，李贞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1982年元旦，一位领导去看望李贞。一进屋，见李贞家里空荡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凡是去过李贞家的人都对她说：“您的住房实在太差了，家具也太破旧了，我们看到都感到很‘寒酸’，还是让管理部门给您换一换吧！”李贞微笑着说：“这哪能说是‘寒酸’，和过去对比，我觉得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1984年春天，组织上又派人劝她搬家。好说歹说，她才同意搬进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里的一套军职干部房。在这幢“集体宿舍”里，李贞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后六个不平凡的春秋。

    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李贞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她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早就有一个心愿：请求辞去中顾委委员和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的职务，让位于年富力强，更能胜任的同志。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情。作为党的一名老战士，应该以实际行动为后人做出好样子，为我们党和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带个好头……”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了她光辉的一生。    

    人们含泪为她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不肯更换的行军箱；一台用了14年的“雪花”牌单门电冰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另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他们说，将军心里总是装着人民，唯独没有她自己。